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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青海”征文:锁儿
 
http://www.qhnews.com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  2009-10-07 08:58
 

  青海新闻网讯

  作者简介:王宁, 1958到1983在青海师范学院任教。1979年借调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参与改革开放后恢复电影的工作。1983年至今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担任《常用汉字部件规范》、《小篆国际编码》等信息处理项目的第一列研究人,重大攻关项目《中华大字符集创建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文字训诂学、语文教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训诂方法论》、《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汉字构形学讲座》等,主编过《汉字构形史丛书》及《中国文化概论》、《古代汉语》等高校教材。发表论文200多篇。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播出

     锁儿

  从未有过那么大的雨,我被雨截在中央民族大学门口的廊上,不一会儿,许多人向廊上跑来,好像被水冲过来的。门廊很快就成了一列超员的火车。我站着,不住望着柱一样落下的雨,也望着路——离下午上课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如果能有一个熟人撑着伞过来,我便有救了,可以提前离开这列超员的火车,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上研究生的课。我隐隐约约觉得那列车有一点燥动,似乎有什么人要挤出一条路来,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没有意识到这燥动跟我有什么关系。过了一会儿,那燥动停止了,却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在我耳边招呼:“王……”,我侧过脸,一个身穿黑色小花衬衣的中年女同志正兴奋地看着我。我的第一个意念是听过我讲课的学生,因而没有太强烈的反应。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书,不认识的学生随处都会遇到。我心不在焉地礼貌性回答:“你也在躲雨?”“您不认识我了?孃孃!”我一楞,那一声“孃孃”似乎把我从遥远的记忆中唤醒,我从拥挤的人群中转过身,仔细看她的脸,那一双秀丽的大眼睛,特别是那一条束得很紧的长辫子……一个担着水的乡村女孩子的身影,落到我心上。“锁儿?”她跳起来,抱住我,不顾超员列车似的门廊上无数双眼睛的注目,高声地喊:“您认出我来了!”趁着雨小了,她拉着我跑到传达室,又冒雨跑出去,不一会儿就截来一辆车,把我推进车里,她才问:“孃孃,去哪儿?”车把我直接送到教学2楼课堂上,她塞给我一张小条儿,转身乘车回去。

  我到晚上才从还有点湿的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一笔娟秀的小字:“农科院蔬菜研究中心硕士马江梅”。30年前的事,浮上我的心头。

  我和江梅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雨中,1968年,我被“发配”到青海海南州贵德县的尕让公社去,名义上是协助公社“一打三反”,实际上是带着受监督的介绍信去接受改造。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下贵德了,第一次是分到洛乙海大队,一个每年每人只有180斤原粮的山沟里,这次能到公社最富的尕让大队,又是公社所在地,我已经觉得升了级。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跑了11个小时,6点钟才来到公社。刚过了“十一”国庆节,高原天黑得晚,远远地看见公社院里坐着、蹲着十来个老乡。一个年轻人手里拿一张纸,见我们都下了车,行李也扔下来了,就按纸上写的名字分配住处,让各家房东来领人。轮到我了,年轻人喊叫着:“马成龙,马成龙!你家里女眷多、人口少,就把这女同志安顿下。”又转过脸对我说:“马成龙喂着公社的牲口,晚间只有他婆娘和一个小女子,你就住他家吧。”马成龙二话没说,把我的行李捆在他牵来的马上,闷闷地往外走。

  我不认路,只能跟着他。两个人都心存戒备,谁也不说话。马成龙的腿好像有点残疾,一瘸一拐,走得很慢,平路走了一里多地,一到拉积山口,就拐上山了。路又窄又陡,马成龙这才说了第一句话:“拉住马鞍,将就省些力气哩!”我看他一眼,说:“不怕,山路也走惯了。”他闷闷地回看我一眼,再没有说话。

  天擦黑了,进了一道沟,看见稀稀落落的庄廓了,马成龙指着最前边一座庄廓,说了第二句话:“再下去就到家了。”没想到刚看见家门的时候,天一下子黑了个透,暴雨倾盆落下——这是黄河边上秋天常有的现象,我和马成龙都没怎么吃惊,马成龙牵着牲口小跑了几步,隔着墙大声吆喝:“锁儿,快开门!”刹时,院门大开,一个小姑娘顶着麻袋飞跑出来,从马背上解下我的行李就往屋檐下跑,不一会儿又跑了回来,把麻袋的一头递给我挡雨,拉着我跑进堂屋里。马成龙的女人马秀英赶忙递给我一条干毛巾,爽快地说:“看看、看看,老头子将就走快一步,也把雨躲过了。”母女俩这才忙起来,先是把我的行李搬到边上的柴房里,柴房里一边堆着柴,一边有一铺炕,伸手一摸,炕热着。锁儿说:“夜里冷着哩,阿妈早上刚煨着!”随后招呼我进堂屋,端饭——洋芋片煮的青稞面片,这在贵德是最上等的饭了。马成龙拴好马,也进堂屋,上炕端起碗就喝。炕桌上放一个油碟儿,里面一个灯芯,昏昏暗暗,我看不清母女俩的脸。吃罢饭,锁儿举着油碟领我进了柴房,帮我解开行李,铺上被子,就把油碟端走了。我坐在一片黑暗里,感觉雨已经停了,屋檐还滴着水,心里空落落的,我忽然觉得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渐渐地也就睡着了。

  早上天亮得晚,可我还是老习惯,一睁眼就是六点钟,伸手去摸墙上的电灯开关,触到的却是码得怪整齐的干柴。我下意识地把手伸到枕头里,又缩了回来。一片漆黑,能干什么呢?迷迷糊糊,我又睡着了。

  正睡着,我被人推醒,再一睁眼,天已经大亮。锁儿站在炕边上,这时我才看见,那是一个梳着一条辫子的八九岁的女孩儿,清秀的脸,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哎哟”了一声,赶忙下炕。

  于是,我在马家住下了,每天一早去公社工作队开会,看材料,写材料。晚上回家,炕上已经焐上被子。每天吃罢饭,都是锁儿拿一个小炕桌,上面放一个油碟,里面一个灯芯。我看马家三口都睡下了,才点上油灯,从枕头的夹层里掏出线装的《说文解字》,悄悄看我的书。十天过去了,我和马家三口人都很少说话,每天给我开门的总是锁儿,她从不称呼我,也不笑,只是好奇的对我看着。

  工作队规定十天休息一次,可以洗洗衣服,睡个懒觉,但我睡不着,一大早就醒了,看锁儿挑两个小桶去打水。水缸旁边还有一副大桶,我担起那副大桶说:“锁儿,我跟你一块去吧!”马秀英正要下地,也不拦着,只是说:“走山路要好生着点!”马成龙的庄廓坐落在山沟里,到黄河边担水,来回都是先上坡,后下坡,路不长,可挺陡。没想到,这一担水打开了锁儿的话匣子,她先是说:“同志,你担水咋不打晃?去年在我家住的那个男同志,担起水打晃,一路泼,到家只剩下个水根根儿哩!”我说:“我当时也是那样,练出来了。”她又说:你夜里看的是啥书?我阿妈说是皇历。阿爸说不像,工作队不许搞封建迷信!那是啥书啊?”我告诉她是认字的书。上面写的都是古时候的字。进了家门,我俩倒完水,坐在厨房门坎儿上喘口气,我说:“锁儿,你不要再去了,我再担一担缸就满了,路我也认下了。”她不肯,说:“我也去,路上跟你就个伴儿。”于是我俩又说着话担了一次水,锁儿跟我说:“你看我把阿妈像着没有?”我说:“看不出,你比阿妈漂亮。”她笑了,说:“我不是阿妈生下的闺女,是拣的。我阿妈待我好着哩,她亲口告诉我,拣下的和养下的一样亲!”我也笑了,说:“怪不得你阿爸、阿妈这么老了,你才这般大。”她说:“他俩修渠时都让石头砸伤过,看着老,也才傍四十岁,我九岁了!”回了家,我和锁儿把家收拾了,全家的衣服洗了,庄廓里的草割净了,正洗手呢。马秀英回来了。她说:哈,这家变了个样儿嘛,好能干的同志!”晚上睡下,我听锁儿说:阿妈,这女同志担水比我都担得好,她还有认古字的书哩!“马成龙叹气说:”锁儿也该认几个字了,可学校咋进得去呢?”

  又过了几天,一件事情再次拉短了我和马家的距离。那天晚半晌,我们刚开完会要往回走,马秀英和一个大嫂抱着一个娃娃跑到公社,叫开卫生院的门,除了一个看门的老汉,卫生员一个也没有。我赶去一看,娃娃烧得滚烫,浑身抽搐,一试温度,39度6,大嫂急得直抹泪儿。我抢进卫生院,拿起听筒,判断只是感冒,卫生院只有两盒针剂,青霉素和庆大霉素,又没有皮试的针管,好不容易找到一盒柴胡,我当机立断。两支柴胡打下去,孩子不抽搐了,农村的孩子缺医少药,两支柴胡居然见了效。妈妈笑了,马秀英话也多了:“这是我们家住的同志,人家学问大着哩!”四个小时后,我和赤脚医生又去大嫂家打了两支柴胡,第二天早上,孩子居然退烧了。大嫂抱着孩子到马家来看我。一口一个“他孃孃。要不是你,大娃就完了!”从此,锁儿不再叫我“同志”,见我就叫“孃孃”,马成龙两口也改叫“他孃孃”。又过了几天,发现炕上的油碟里多了两根灯芯,炕下面又多了一小瓶废油———那是马成龙夜里给马加草料时专门领的,这种油是辣杆油,不能吃,可也只有马棚里才领得着,那小瓶油,不知得攒多少天才能攒出来。我的眼睛不止一次湿润了。到青海多少年,许多温暖时时拥来,又被更多的冷漠冲刷,我想不到,理解我、支持我读书的,竟是大字不识的马成龙夫妇和9岁还没进过学校的小姑娘锁儿!顿时,“读书无用功”的疑虑,“学问越多越反动”的委屈,“修正主义苗子”的感伤,全部化为乌有。

  又过了一个休息日,马秀英对我说:“他孃孃,我在你窗格上搭了个毡子,晚上你要看书就看吧!”锁儿开始晚上不和阿妈一块睡了,搬到我炕上来,要我教她认字、写字,认完了、写完了,她还不睡,眼睁睁地看着我把《说文》小篆抄到一个本子上。

  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兼着小学校一年级的老师,我终于把锁儿送进了小学校!那天早上,马秀英给锁儿梳了三回毛辫儿。我带着她,给她交了三元五角学费,锁儿成了小学生。她还是跟我睡,晚上在我炕桌上抄书,拿方格本上的红圈圈给我看。锁儿升到二年级,我的任务也完了。要回西宁去。马秀英知道这事儿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头天晚上,她焪一锅洋芋端上饭桌,不让我去公社吃饭了。洋芋端上来,她眼泪汪汪了:“她孃孃,你可把咱锁儿闪下了。日后她写字谁给看呢?她一肚子的话又跟谁说呢?”马成龙说:“看你,咋这么着,让她孃孃吃上再说嘛!”没说完,他也抹开泪了,锁儿干脆放声大哭,一盘子洋芋,谁也没吃下。

  当天晚上,锁儿搂住我脖子,趴在我耳边说:“孃孃,我跟你要个东西,你能给不?”我说:“那枝能转的笔,我给你留下了。”“不,我要你一张见天写的字哩,那字好看着呢,不像我写的字是直的,那鱼,活像一条鱼呢!”我从笔记本上挑出写“鱼”的那一张,小心地撕下来给了她。锁儿把她夹到方格本里才睡了。

  回到青海师范学院,我又挨过一次斗,被关到学生宿舍里,信都让曾经是我学生的红卫兵给扣了,但我日夜想着锁儿,她该上三年级了,是在斗私批修呢?还是已经会写信了?和锁儿在村头上栽下一棵树,是让大车碾死了,还是长成大树了?给邻家女娃和锁儿织的花背心,收着呢,还是已经磨破了?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贵德县。和锁儿一别竟是将近30年。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被无数回忆折磨。一大早,我就想起农科院的院长是青海的老书记,当时他分管文化教育,还搭救过我一次呢!我冒雨找到杨书记,他领我到研究生处,查到了刚刚入学一年的马江梅的材料:

  马江梅 女 青海贵德县人

  1974年毕业于贵德尕让小学

  1976-1982年毕业于贵德中学

  1982-198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园艺系

  1986-1993年海南民族师范教师

  1993年至今农科院园艺系硕士

  我找到江梅时,她正在实验室里,脱下试验服,她没有像昨天那么惊异,拉着我跑到她的宿舍:“孃孃,我去食堂买饭。给你看一样东西。”她顺手从枕头边,拿起一个小包扔到我怀里,转身出去打饭了。

  打开包,我看见:一张有“鱼”字的小篆抄本,已经压了一层塑料膜,一张锁儿站在山口全身照的相片,也压了膜,她的身后依着一棵拉积山最常见的水松,树干已经像一个柱子,照片的背后写着一行影摹下来的篆字:“我和你一起长大” ,两张塑料膜的后面、一条花手绢包着的,是一件三股白棉线织的齐子花格的背心——新的,显然一次也没有穿过。

  编辑手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偏僻、寂静的高原小山村、漆黑的柴房、辣杆灯、小姑娘锁儿及一对朴实的农民夫妇。王宁笔下的锁儿一家是那个特殊年代青海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王宁在青海生活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她一度失去过自由、遭受过冷漠的冲刷,但她得到更多的是一份纯朴、真诚的情感回报。这份情感支撑王宁在书的海洋中遨游,激励她在成就自己事业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农村姑娘锁儿。(周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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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叶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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