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 夜幕低垂，蓝灯闪烁，一辆辆负压救护车呼啸飞驰，将一位位新冠肺炎患者护送至各定点收治医院。

　　“2月25日，鹅毛般的大雪在武汉上空飘落，有一个患者需要转运到武昌，转运中要经过长江大桥，眼前白茫茫一片，视线非常不好，又因为是新车，在长江大桥上一直在摇晃着前行，我们的车速非常的慢，十分钟的路程走了近半个多小时，当我们把病人送到观察点时，病人的眉眼之间满是感谢的微笑。此时，所有的累，所有的苦，都释然了。”转运队员白焕强说。

　　2月7日中午，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派遣通知后，省红十字会迅速组建赴湖北救护转运队，不到3个小时，10名勇士集结完毕。他们将赴武汉承担转运新冠肺炎危重症、重症患者的特殊任务。

　　2月8日晚，抵达武汉，队员们参加了专家组织的专业培训后，被分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越是那种难以行动、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抢救的患者，传染风险越高，转运难度也越大。很多重症病人完全无法走路，甚至处于插管昏迷状态，转运队只能用担架抬上救护车。

　　“病人加上担架、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小一百公斤，平地还好，上下台阶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领队王海涛说：“像这样的高难度转运，队员们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而队员们没有气馁，全程确保患者生命体征平稳，陪他们一起迈过生命中的这道坎。”

　　实在太累了，队员们就靠在路旁的栏杆上休息。至于旁边的草坪，看着养眼，但他们不敢坐。“草叶粗糙，万一把防护服割出口子来，肉眼很难看到，但病毒却能钻进去。”王海涛说，在武汉的这些日子，面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倒把一群粗犷的青海大汉“逼”得心细如毫，养成了不少好习惯。

　　29岁的张春华第一次参加大型救援工作，“第一次执行任务时，转运的是一个危重症病人，当时我胆怯了，然后一直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身边队友却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当天晚上回去心情非常复杂，想了很多很多。后来有一次凌晨一时多转运了一名医务人员，听她说，自己是下了班之后才知道自己传染上了新冠肺炎，她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去打赢这场战‘疫’。她的这种乐观态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动力，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怕过。”队员张春华回忆。

　　但对于张春华最怕的是家人的担心。到武汉之前，张春华刚在西宁火车站义务执勤一周多。因为走得急，连家都没回，在火车站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便匆匆赶往机场集结，“也没敢跟家里说一声，怕他们担心，毕竟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直到省红十字会领导去家里慰问，家人才知道。”

　　王学军，50岁，是青海红十字医院疼痛管理中心主任医师、转运队随车医生。先后参加过汶川、玉树地震救援。他自称是“推担架的”。

　　转运队进驻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全院共1050张病床，全都是危重症、重症患者。每天，王学军和队友们穿着防护服，推着沉重的担架，辗转于CT室、救护车和重症监护室，帮助患者在不同楼栋之间转诊、检查，往返于生死之间。

　　疫情发生后，我省准备派出第一支支援湖北医疗队，王学军第一时间递交申请书，但因为是非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专业，未能如愿。直到2月7日，得知省红十字会要组建赴湖北救护转运队的消息，他立即申请加入。“推担架也是需要学问的。”王学军说。

　　被转运的患者多为老年人，伴有并发症，病毒使得他们连走几步路都很困难，王学军本身是麻醉医生，急救复苏是他的强项，转运过程中可以发挥特长，随时关注患者生命体征，时刻监测患者心率、转运呼吸机参数等情况，为他们保驾护航。

　　从青海出发前，王学军预想过很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却是最不起眼的“方便”问题，“这辈子再也不想穿纸尿裤了”。

　　“纸尿裤”，是所有队员绕不过的话题。尤其是在前期，防护装备匮乏，一套防护服经常要顶七八个小时，一包鼓鼓囊囊的纸尿裤，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虽然穿着纸尿裤，但我们毕竟不是失能老人，还是想尽力憋住，这就特别痛苦。”王学军说，在武汉的每一天，他都尽量控制少喝水。尤其是早餐，尽量少吃……

　　从2月12日起，转运队开始转运患者，在连续工作42天中，共转运新冠肺炎患者2417人，其中危重症患者585人、重症患者1794人、轻症患者5人、出院33人。在全国红十字系统救护转运工作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支援武汉的42天里，他们无数次经过长江大桥，却从未看清过黄鹤楼，“总感觉天空雾蒙蒙的”，而一旁的患者却说，“哪里啊，这么好的天”，原来是护目镜上的雾气模糊了视线。

　　问起转运队队员们，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大家说，等疫情结束，10个队员，一个不落，脱下防护服，摘下护目镜，走上武汉长江大桥，瞧瞧黄鹤楼的真容，感受武汉的晴空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