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文化名人、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先生，提出民和官亭为大禹故里的观点后，引起省内史学界、考古学界乃至官方人士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进行有益的探讨。笔者现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同仁们参考。

　　官亭位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最南部黄河谷地官亭盆地西端黄河北岸，盆地东西狭长形展布，长约20公里，宽3-5公里，从西向东依次划分为上川、中川、下川，故从地域上官亭盆地又称“三川”，地质构造中新生代山间断陷盆地，西面和东面分别是积石峡和寺沟峡，黄河从西向东流贯其间。盆地内海拔1760-1850米，年平均气温9℃，降水量350毫米，是青海省内地势最低、水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古籍《秦边纪略》记载：三川在明嘉靖时，“水溉田畴，枣梨成林，膏腴相望，其地水草大善”。清代诗人用《三川杏雨》的诗篇赞美三川春季杏花盛开的美景。

　　鲍义志先生提出的官亭为大禹故里的这一观点，基于史书上大禹“导河积石”的记载和官亭喇家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这两个事件在时空关系上有无关联性是研究的焦点，如果有紧密的关联性，那么这种观点成立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关联性极小，甚至没有任何关联性，这种观点就不能成立。所以，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多学科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史前文化缺乏文字记载，我们可借助古地理环境研究法，如河床、阶地、地表岩层等引起的微地貌变化，弥补没有文字记载或记载不足的缺憾，这也是古地理环境研究法的一大优势。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们的研究，认为远古时期我国版图西面是羌戎活动地，从氏族到部落、部落联盟以至邦国，出现了一个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强大的西王母古国，担任“西王母”的人不断更替或代代相传，国王“西王母”名称一直沿袭下来。柴达木盆地、东昆仑山地、青海湖盆地直到甘青之间的大夏河流域是其活动的广阔区域。

　　从全省考古发掘来看，西王母古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远古来说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可进行简单谷物加工研磨，其地并有麦类作物出土，故有学者认为羌人是麦类作物的发现者，后人又培育出小麦、大麦等新品种。贵南乐马台墓地出土一面铜镜，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面铜镜；德令哈市西南托素湖畔一奇异石洞及洞口，有十余根直径约10—40厘米似铁管物斜穿入岩体，测定其三氧化二铁含量达32.9%，经过数千年铁含量如此之高令人惊叹，安装技术令人惊奇!在从洞口至湖边的沙丘、湖水中可以看到粗细不等的铁管，不少石块有凿孔装管痕迹，据有关专家推测是昔日西王母修建瑶池宫殿的遗迹；夏格日山峰顶的“镇山石柱”，高3米，腰围3.3米，表面光洁，敲击时发出金属声响，当地民间传说，是女锅用来支撑天地、补天的昆仑天柱。专家考证，是迄今5000多年前的混合金属，这些铁器物如何制造至今仍是一个谜。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帝至舜禹同西王母之帮的密切联系作了详细记载：黄帝讨虽尤之暴失败而忧愤成疾，西王母派遣医术高超的使者治好了黄帝的病，又派遣将领运用西王母排兵布阵策略，“克虽尤于中冀”；西王母派遣武将到中原向黄帝献图，中原版图由“九州”扩充到“十二州”；虞舜摄政之后，西王母采集昆仑山的昆仑玉，加工成精美的玉器派人东去赠送；大禹治水前，曾“学于西王母国”，西王母国调动大批劳力，帮助大禹导河积石，大禹为帝后，曾西去拜会西王母表示感谢。《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篇》载“大禹出于西羌”。说明大禹出生于西羌地，而且同西王母古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西王母帮助黄帝“克虽尤于中冀”，帮助大禹导河积石，必须要有当时来说先进的兵器和导河工具，西王母时代较高的冶炼技术，为金属兵器和导河工具的制作提供了保障。西王母古国所在的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盆地，处在青藏高寒区，众多山顶部冰川积雪覆盖，暖季来到，冰雪融化，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气象、地质是全世界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面条。从这里我们有理由推断，古代这里是一个大型聚落乃至一个古国城堡，巨型玉刀和特大黄河磐王，不是生产工具，是权力的象征，甚至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历史界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是齐家文化时期地区的权力中心。其地位可以和当时中国大地上的任一文化相媲美，还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国家夏朝活动的核心地带。

　　喇家遗址另一重要考古发现是：发掘4座齐家文化房址，在3座房址内发岩形成的丹霞地貌区，长期在流水作用下，岩体易崩塌坠落阻挡河水东流，形成堰塞湖，河水蓄积到一定高度时，超过了湖堤承受能力而溃堤，数十米高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河的下游冲去。距河不足l里，河水面不到20米的喇家遗址首当其冲，喇家遗址的先酬门是防不胜防。笔者多次赴黄河谷地考察丹霞地貌，位于黄河谷地西部的贵德盆地、尖扎坎布拉丹霞地貌类型多样，表现奇、险、幽、美、秀的特点，但长达数公里的积石峡丹霞地貌表现杂乱无章，与这次地震后崩化、陕西河南中原文化、山东齐鲁文化，构成了黄河流域史前五大传统文化体系，历史上羌戎三次大迁徒，羌戎文化从青海高原走向我国东部黄河中下游及西南云贵高原，羌戎草原文化则是黄河传统文化体系的源头，黄河传统文化深深打上了羌戎草原文化的烙印，青海高原成为华夏昆仑文化的发样地。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史是一部华夏先民波澜壮阔的治水史，在这场斗争中出现以大禹为代表的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治水英雄，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大禹这个伟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史前黄河水患主要来自于源头区。青藏高原冰雪融水成为黄河主要水源，气候的无常变化，冰雪融水的数量直接影响到黄河水量的多寡，如果冰雪融水少，下游易造成旱灾，如果冰雪融水过多，下游来水量超过河床承载量，易造成洪灾；史前黄河经过的黄土高原区植被未经破坏，不可能有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黄河下游河南、山东境内不可能存在地上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可能险要少得多，水患规模也不很大。治水要治本，治水要治源，所以对黄河水患治理从源头青海境内开始向东、向中下游是合乎科学和情理的。从文化心理上讲，从文化起源地黄河源头区开始治理也是符合文化情感的。

　　从上述的分析中，归纳如下几点：

　　(1)根据史籍相关记载、我国史前文明走向轨迹及全球古地理环境演变分析，波澜壮阔的治水自始至终贯穿我国史前文明的全过程，橡大禹这样千千万万个治水英雄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大禹这个伟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2)官亭喇家遗址全面发掘，出土大型壕沟、黄河碧王、中国第一玉刀、祭把遗址等，这是古代大型聚落乃至一个古国城堡的重要标志，黄河薯王、玉刀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

　　喇家遗址距“导河积石”的积石峡距离不到5公里；史载大禹和他父辈生活过的大夏河流域同喇家遗址相毗连。所以，大禹在原喇家遗址地建立部落联盟乃至夏国的可能性很大。

　　(3)喇家遗址经特大洪水灾害，夏王朝中心地消失，大禹带领他的百姓开始漫长而又艰辛的疏通河道之路。长约8公里的积石峡水道的疏通，要搬走河水中的石块至少成千上万吨，工程如此之宏大，至少也要3—5年时间才能完成，“导河积石”闻名于世，载入史册。

　　(4)杂颓形以为，距今4000—2750年间，宫亭盆地内黄河洪水曾经泛滥了数十次，这段时间是洪水多发朗。说明这段时间也是整个黄河流域洪水多发期。4000年前，大禹和他的治水队伍从黄河源头沿着水系走向东部中下游地带，为重建夏王朝积蓄力量。

　　(5)官亭盆地水热充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远古生产力水平下，为建立较大型部落或邦国中心地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6)史书记载：“禹东巡狞至于会稽而崩”，浙江省绍兴市附近的会稽建有大禹陵。几千年来，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沿着黄河流过的地方，建有不少禹王庙进行祭奠。至于大禹故里在哪里?人们不得而知。官亭喇家遗址的发掘，证明官亭为大禹故里的理由在目前可以说很充足，它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

　　我的故乡就在官亭下川寺沟峡附近的桑布拉，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峡内河边石头上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脚印和手印，还有大禹坐在一块石板上留下的痕迹。还讲述大禹的故事：大禹治水很忙，他老婆经常把饭送到工地，有一次他老婆生病，由大禹妈妈亲自送饭，正在赤身干活的大禹看到母亲来送饭，一急之下跳进了波涛滚滚的黄河中。据说早年民间还有祭把圣人大禹的习俗。

　　鲍义志先生凭借他扎实的人文社料理论方面的研究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蕴、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提出了官亭是大禹故里的观点，这对我省史学、考古学、环境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很有社会实践意义。特别是全球性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大禹故里这一景点具有世界意义，成为省内同“三江源头”、“昆仑文化”并驾齐驱的旅游资源，对推动我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简介：张忠孝，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首席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我省地理和旅游研究，著有《青海地理》、《青海旅游资源＞、《世界屋脊——青海游》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