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80年前的7月7日，随着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殊死抗战，赢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彻底的胜利。抗战中，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实施的全面动员实践，以其鲜明的创造性，在世界战争动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顾蕴含其中的动员理念与举措，无疑对做好未来战争准备有着深刻的启示。

　　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发表殷晏梅文章《没有完备动员难有全面胜利》思考了抗日战争中我国防动员的得失。

　　没有完备动员难有全面胜利

　　——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防动员的得失思考

　　-殷晏梅

　　国共合作基础上的全民族动员，汇聚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中国“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我国有六倍于日本的人口，四亿五千万的有生力量，如果都能发动起来参加抗战”，就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因此，我党率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倡导建立并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迅速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紧急制订国家总动员计划，决定实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此后又公布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积极与相关国家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争取国际援助。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空前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抗战期间，中国陆军由191个师约170万人增加到343个师、650万人，动员兵员占全国总人口的1.6%。有4万多海外华人回国参战，获得近20亿美元的贷款与外援，仅1937年至1942年，华侨就捐款73亿元。

　　但回顾这段历史，依然有诸多令人深省之处。当时国民党当局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行单靠政府和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先后发动3次反共高潮，使全民族抗战之路步履维艰。由于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溃败，造成大片国土沦丧。

　　变敌军后方为我军后方，堪称战争动员史上创造性的壮举

　　中国抗战，付出了巨大代价。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在损失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若无足够的物质资源做后盾，很难支撑到抗战胜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工业企业、政府和学校大规模内迁。截至1940年底，共内迁厂矿448家，物资总量12万余吨，技术工人1万余人，成为战时物资生产和供应的坚实基础骨干力量。同时，采取战时物资统制，推行地方建设工役制，征调大量民工垦殖边荒，缓解战时物资奇缺困难。相比之下，共产党变敌军后方为我军后方的做法，堪称战争动员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壮举。

　　鉴于敌后游击战条件下我军生存和作战环境异常严酷，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把创建敌后根据地确立为抗战第一项基本任务，采取“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去”的战略，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按照军民兼顾、合理负担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另一方面组织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到1943年，根据地粮食和生活日用品已全部或大部自给，人民生存及抗战有了充足的物质保证。正因为采取了这一系列有力措施，我敌后游击战争才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在抗战后期牵制了超过60%的侵华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收复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聂荣臻元帅曾总结说：根据地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

　　抗战历史再次雄辩地证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从来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动员潜力，才能拥有军事比拼的底气和可能。

　　唤起民众觉醒的精神动员，成为抗战取之不竭的动力源泉

　　抗战初期，敌我力量悬殊，战争极为惨烈。日本钢铁年产量为850万吨，中国仅4万吨。1941年前，敌我战场伤亡比率在1∶20以上。然而，“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对“人力和人心”的动员，使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知程度低，政治参与意识弱。要将这些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诚如彭德怀元帅所言：“如果群众的要求不能满足到一定的程度，那就不可能唤起他们高度的积极性。”为此，各根据地从启发群众觉悟入手，把经常性的思想发动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对群众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为充分兼顾各阶层利益，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吸收党外人士参与；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同时鼓励多种经营，赈灾救荒、救济失业、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等。这些具体实在的动员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从而取得了“粮食埋藏了，一切可资敌用的工具收藏了，在敌前进的道路上，所有民众远离了，给敌人以极大困难”的动员效果。同样是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1938年夏派往山东15万军队，到1943年初仅剩8000人；而同期在山东的八路军却由3万人猛增至20万人。到抗战胜利前，我军由抗战初期的9.2万人发展到127万，同时还有200多万民兵。国共两党的动员实践昭示，唯有为民谋利，方能真正把蕴藏于群众中的巨大精神力量转换成现实的“战争伟力”，成为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利器。

　　善待国防资源助力未来动员

　　-于洋

　　回顾抗战动员史，有助于我们思考今天如何有效夯实国防动员基础。

　　现代国防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综合性大国防，高水平的国防动员，根本的是如何认识和用好国防资源的问题。所谓国防资源，是指“可用于国防的人力、物力、财力及信息资源。”国防资源是现代战争动员的基础和源泉，必须按照“平战结合、寓军于民”的要求，深化军民融合发展，按战斗力标准来认识、配置、统计、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

　　然而也必须看到，当前个别地方因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对国防资源统计摸底工作督导落实不力。更有甚者，侵占部分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国防资源，如将军事要地、军事要道改作民用或商用。针对此类问题，必须坚持依法管理、从严管理，加强国防资源的保护与使用，为未来战争动员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