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闻网讯
高瑛：七十岁唱出自己的歌
高瑛，1933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涧村。1948年考进哈尔滨行知师范艺师班。1949年被招进松江省鲁迅文艺工作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调进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79年之后任艾青的秘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小爱好文学，写了为数不多的散文和回忆性文章，结集成《我和艾青》；诗作结集为《山和云》。
8月6日，与会的诗人纷至沓来。带着一路的风尘，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他们在青海相聚到了一起。晚餐时间，诗人们相互交流起来。这是采访的最佳时机，可是贸然打扰，毕竟失礼。就在我迟疑之际，一位亲切长者注意到了我。当我告诉她，想采访来自瑞士和斯洛伐克的那两位汉学家时，她立刻作了引荐。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长者是中国现代诗歌泰斗艾青的夫人高瑛女士。
记者：您的著作《我和艾青的故事》，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销售一空，能谈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吗？
高瑛：艾老一生坎坷，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近30首诗都是在监狱完成的。他本来是学习绘画的，后来却成为了一个诗人。他的生命和生活中都经历了很多刻骨难忘的事情，可以说，在他身上折射着中国当代历史的变迁。我的这本书就是写我和艾青四十一年的夫妻缘，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艾老从未写过自传，这本书给艾老的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认识角度。
记者：您写诗并且出版过诗集，文怀沙先生称您是一位被埋没了的诗人。您写诗是出自爱好，还是受艾青先生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
高瑛：我在认识艾老之前，就发表过诗歌。后来，和他一起经历风风雨雨四十年，不受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比如，你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嗜酒朋友，那么酒精总会悄悄地影响你的。我写诗，但不认为自己是诗人。
记者：您认可的诗歌是什么样的？您怎么理解诗人？
高瑛：在文学的各种样式中，诗歌的浓缩度最高，就像压缩饼干一样。因此，诗人必须对所思、所感、所见作出高度提炼。写作诗歌要有激情，必须要有感而发。一个诗人如果对社会、人类、人民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写一些不痛不痒，过于自我的东西，是很难成大器的。诗人的感情应该是健康的，诗歌应该促人上进，引人思索。让诗歌带给人们更多的美感，让更多的人走向诗歌，这也是诗人的一种责任。
记者：已故青海诗人昌耀，非常推崇鲁迅、艾青、阿垅等中国现代作家和诗人，您怎样评价昌耀？
高瑛：昌耀诗歌中的社会性、人民性很强，文化含量也很高，是位非常优秀的诗人。昌耀到北京后，曾来过我家，我们有过很好的交往。他的诗很好，人也非常好。对他的去世，我们非常痛心。
记者：您是第一次来青海吧，对这座高原古城印象怎样？请说说您眼中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高瑛：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举办，在国内是史无前例的。那么多的名家都来到西宁，给这次盛会增色不少。规模这样大的诗歌节唯在青海成功举办，真让我惊讶。我从北京来到青海，感觉西宁的空气非常清爽。我患有气管炎，但是在这里，我的呼吸非常舒畅。青海的天那么蓝，云那么白，那种蓝和白很难用语言去形容。我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飞到青海高空的白云中去。(作者：郭建强)
从格律诗到自由诗：艰难的嬗变———谢冕访谈录
谢冕，中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诗人。1932年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代表作有《论诗》《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永远的校园》等。
他的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曾对朦胧诗运动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被称为80年代青年一代的精神领袖。
记者：谢冕老师，您是第一次来青海吗？对青海的印象怎么样？
谢冕：我的确是第一次来青海，全国各地我都去过，包括西藏、新疆，唯独保留青海这么一个地方最后来到。虽然还没有出去，我已经感觉气候宜人，像青海湖、塔尔寺都是很神奇的。这里的志愿者都很热情。更为惊喜的是，在这里我还遇到许多多年未见的朋友。
记者：您可以谈一下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意义吗？
谢冕：诗歌节这样一种机制对于诗歌的意义重大。不过事实上这次活动远远超出诗歌本身，这对于青海独特文化的开发是一次契机，在大的方面可以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行。
记者：汉语自由诗有这样一种危机，过去古汉语时期我们都用格律写诗，可是到自由诗时代突然失去韵律，而西方的一些语种过渡则是平缓的，这是不是造成汉语诗的断裂的原因？
谢冕：的确有这样一种问题，现代自由诗的写作似乎一直在格律和自由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只是你用“断裂”这个词就要谨慎，因为虽然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存在隔阂，不过我们仍然在其中找到那种一脉相承的精神，从唐宋人到现代人，我们始终都能找到东方式的共同点。其实，汉语诗的现代化是一种必然，我始终站在新诗的立场上，虽然许多人还在写旧体诗，不过今天很少有人能找到那种韵味，因为那种悠缓的农业田园式文明已经一去不返。在新文化运动前，有一个改良主义的“诗界革命”，他们力图用格律诗去表现新生活，结果是没有找到满意的途径，接着才出现胡适他们革命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新诗，所以这是现代化的必然，因为今天那些格律束缚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今天的生活必须用自由诗去表达。自由诗给我们的恩惠是很多的，因为今天我们的感情赖以自由诗表达。
记者：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可以格律来寻找诗的确定性，今天自由诗的评价标准就因此缺失，你觉得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谢冕：的确，我们的古典诗充满韵味，相反，现代自由诗却很多给人淡而无味的感觉。梁实秋说，现代汉语诗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不过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上面已经说是时代的需要，虽然现代不少诗人，如郁达夫、柳亚子、田汉，现代诗写得很好。我们过去有过在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寻找诗歌形式的努力，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正应当做的是在自由诗中创造那种独特汉语的情趣。
记者：对您的这一想法，在文学史上其实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像新格律诗的闻一多等人，您如何评价这种探索？
谢冕：音乐美等是诗的核心，不过闻一多真正践行他的“三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只有《死水》一首，其他的都无法严格做到，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徐志摩还是闻一多。真正的应当是融合古典与现代。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融合，或者目前有没有您认为的那种融合古典与现代的范本？
谢冕：我说一个人，他就是何其芳，他的诗融合古典与现代的，你读过他的《预言》就知道。当然这仍然需要探索，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矛盾，在自由和格律间的徘徊。
记者：既然您也觉得现代汉语诗是在同翻译诗的比照中发生的，同其他印欧语系语种的诗相比，我们是不是先天不足？这是否涉及汉语的自信问题？
谢冕：虽然汉语自由诗是参照译诗产生的，不过现代汉语仍然是汉语，我们内部那些文化遗传性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同唐人的惊人一致性。只是现代汉语诗采取革命性的转变，从中我们当然看到文化付出的代价，我们今天也在反思。这样就无所谓自信，我们的文化一脉相承，今天用汉语写作的人没有不自信的。(作者：曹宏波)
诗歌与自然结成永生之缘———郑愁予访谈录
郑愁予(1933-)，本名郑文韬，原籍河北，生于山东济南。童年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饱览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山水风光。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后，一面学习，一面写作，其作品受到纪弦赏识，1963年成为现代诗社中的主要成员，其诗中贯穿着两种互补的气质神韵：一种是豪放、爽快、豁达的“仁侠”精神；另一种则是曲折动人、情意绵绵、欲语还羞的婉约情韵。这两种气质充分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著作有《郑愁予诗集》。
错觉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问：首先请您简单谈谈自己的生活和文学经历。
答：我开始写作是在十四五岁，最初喜欢一些古典文学。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一所教会学校读书，那里有一个小图书馆，收藏了较多的新文学作品。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苏俄的作品，那些著作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世纪40年代末期，我开始在北平、武汉、衡阳等地发表文章，不断地让自己成长。
问：你的性格和作品的品质有着很大的差异，你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答：很多人在我的诗歌中只看到我细腻的一面，其实，我的豪放的性格同样表现在诸多的作品中。其实，在我的心里豪放和纤细并不矛盾，它只是在某一时间情绪的展现。
问：杨牧曾说：自从现代了以后，中国也有些“外国诗人”。他们用生硬恶劣的中国文学书写现代感觉，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是不是说，你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答：中国古典文学对我的诗歌的内容的影响很大。像我的《错觉》，就很像古典诗歌的闺怨诗，我的朋友之间的赠诗就类似于古典诗歌的赠答诗。从五四以后，在中国很少有人写山水诗，而我一直坚持写山水诗歌，我的诗歌当中经常出现古典诗歌的“心、观、群、怨”，说明古典文学对我的写作的影响是很重的，它使得我的作品充满了真性情。
问：在诗中你是怎样处理技巧、韵律和内容之间关系的。
答：诗人的气质决定内容，而内容决定形式，节奏是属于形式的，诗歌的音乐性也取决于节奏的优劣，情绪也与诗歌的节奏息息相关，没有音乐性的诗歌很难让人记住。我在诗歌创作当中非常注重节奏的快慢和情绪的起伏。在诗歌中我很少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语言，也很少运用成语，用了也是出于特别的意象。
问：你怎样评介当代中国诗人的写作。
答：我很看重他们，但我觉得他们还是缺少一些美学上的认识。诗人都是个人，在我看来，对于诗歌的最高审美应该是“简约”，简约不是字数的减少，而是叙述内容和方式的精练，企求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来表达你的观点或者想法。我认为“简约”是个美学原则，无论是古代作品、现代作品，最简约的就是最动人的。当代诗人和我们那个年代的诗人有着很大的差别，而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产生的火花让我感到激动。
问：你怎样看待这次你以海归的诗人的身份参加诗歌节。
答：我们的身体是临时的海归，可是我们内心的人文传承，我们的文化感动却从未离开过中国。我们要感谢主办机构，这不仅是劳力的付出，而更是一种智慧的展现。
问：本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以“人与自然”为主题，你怎样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
答：在中国的文化中，自然是一个哲学的名词，正是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一词的真意就交给作家或者诗人去表现了，诗人天性就对自然有情，所以就与生俱来就追求和谐，如何使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必须在不可知之中，那么，自然就是时间，那是人类思维的绝境。而诗人借山水之理，进入人际之情，使自然有可能与我们的生命结成永生之缘，谁谓太上无情？
问：你对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和青海的诗人们最想说点什么呢？
答：祝与会的诗人们健康与山灵同寿，愿诗人们文思清澈冷肃像青海湖的水，而灵感像风动千山、云飞大地，跨越青海大草原，就像那两句古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作者：衣郎)
老朦胧时代的故事———芒克访谈录
芒克，原名姜世伟。1950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次年开始写诗。1976年返京，1978年与北岛共同创办文学刊物《今天》。著有诗集《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诗选》《今天是哪一天》；长篇小说《野事》；随笔集《瞧，这些人》。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并先后应邀赴美、法、意、德、日、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交流访问。现居北京。
追忆
时间的剥夺才是真正的蛮横
你总以为永远不会
失去的东西
说没有就没有了
如同蒸发,或似从来
就不曾有过一样干净
追忆，不过是在寻梦
斑斑驳驳的记忆
像浓浓淡淡的空气
嗅得出，却永远不会抓在掌中
选自《 明明灭灭的灯(组诗)》
记者：应当说“白洋淀”诗群是现代汉语诗的一个源头，从此写诗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能否给我们描述一下当年"白洋淀"诗群的情况？
芒克：我1969年到白洋淀插的队，和多多、根子他们是初中同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诗的。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命名，后来被林莽他们命名“白洋淀诗歌群落”。其实，这种写作可以追溯到食指。食指比较严肃，我们则随意得很，我们早期原稿大多散失，许多都是通过别人传阅流传下来的。
记者：当时围绕《今天》杂志有一批写作者，后来被批评家归纳为“今天派”，作为《今天》杂志的创办者之一，您可以谈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芒克：《今天》是我与北岛等人在1978年创办的。如今，《今天》在世界的知名度很高；虽然它只存在2年。“今天”中唯一不在北京的是福建的舒婷，后来顾城也找来。我和北岛是“白洋淀”时期认识的。1972年，他来白洋淀找我谈诗。当时我是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活动的主持人，对外发言人，那时挺活跃的。
记者：后来你们的诗被称为朦胧诗，对此您什么看法？
芒克：当时我还没有被归入朦胧诗派，后来他们将白洋淀时的人也归入朦胧诗派，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外部的归纳，写诗纯是个人的事。
记者：芒克老师，能否谈一下对自己的诗的看法？比如《时间中的时间》。
芒克：事实上我从来不看自己的东西，对过去的东西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好的诗永远在前面。别人觉得《阳光中的向日葵》是我的代表作，我却感觉不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朗诵过这首诗。
《时间中的时间》我是用3个月时间写的1000多行，这首诗首先被译为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出版，国内是后来作家出版社出版《今天是哪一天》时附带出版的。事实上我觉得这首诗写600行才好，长诗尤其需要精。诗太短缺内涵，诗太长容易散，二三十行比较好。
我写东西从来不修改，写成什么就是什么，一口气写完。不过也有讲求雕琢的，多多和北岛就是。语言技术必须具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灵性。
记者：有评论认为白洋淀诗人或朦胧诗人，当时能写出那样的诗是因为可以看过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外国作品，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芒克：的确是有一些影响，不过更关键的是那个时代对于生命内部的冲击。1969年插队时，我们开始接触西方诗歌、小说、绘画等所有艺术的东西，当时读到垮掉派的《在路上》，我们激动万分。1970年时我就到山西、内蒙古走一圈，一路上交朋友，靠朋友接济生活，那时候的人特讲义气。有一次我两天没有吃饭，在内蒙草原徒步行走一百多里没见一个人，又冷又饿又没钱，有可能死在路上。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取笔名为芒克呢？
芒克：这是北岛给取的，当时我们几个约定由对方互取笔名。因为那时我有个外号叫猴子，猴子用英文说是monkey，所以取谐音芒克。至于北岛的诗中，经常出现岛屿这个意象，岛跟陆地是分离的，有种孤独感；而且他身在北方，所以我即兴称他为北岛。
记者：听说您近来在画画？
芒克：我是从2004年开始画油画的，对于我这是一种职业，就像你们在报社有一个职业一样，纯粹是为维持生计的。现在我基本上靠卖画为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画家，我只是在画画。
记者：您怎么看年轻一代的写作者？
芒克：我读起来感觉好就行，其实，写作者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感觉的，一首诗怎么样大家一读就知道。现在有一种口语诗，一览无余，让人觉得没劲。用口语没关系，关键是口语要用到绝妙之处。诗歌是没有年龄分别的，几十年对于历史就是一瞬，不管你是哪个年代的，只要写出好诗就好。现在的80后，我觉得有一些很不错的写作者。诗人之间的交往最终要靠诗歌作品本身。(作者：曹宏波)
“让读者发现诗歌的美丽”———访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
孙玉石,生于1935年11月，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
记者：孙教授，您是第一次来青海，您对青海的初步印象是什么？
孙教授：我曾多次去过兰州、敦煌，对青海我神往已久，今天有机会来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从飞机上看到在山的褶皱间，镶嵌着一块块田地，看上去非常独特，感觉到大自然是如此的神奇。我感觉青海的天气不热。我这次来，一定要去闻名全国的青海湖、塔尔寺看看。
记者：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以“人与自然，和谐世界”为主题，请您谈谈对举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看法。
孙教授：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人与自然，和谐世界”这个主题的提出，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这在全国，甚至诗歌发展史上都是没有过的，我很感兴趣。在青海这个美丽的、悠远的、充满了诗意的地方，国内外诗人聚集一堂，充分体现了艺术创造和时代脉搏的一致。
对自然的破坏让人们觉醒了，人们开始用审视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诗歌节对诗和自然、人和自然的探讨，已经超越了诗本身，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修养和铸造。如果这个话题能够引起诗人们的注意，对他们有所启发就很好。“人与自然，和谐世界”的提法是有国际意义的，也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这对诗歌创作是种推动和启发，有远见，也有着深刻意义。
记者：青海诗人昌耀的诗以张扬生命在深重困境中的亢奋见长，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将饱经沧桑的情怀、古老开阔的西部人文背景、博大的生命意识，构成协调的整体，他的诗有很强的张力，形成宏大的诗歌个性。请问，您对诗人昌耀有何评价？
孙教授：在近三十年的诗歌发展史上，昌耀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昌耀在中国新诗史上是一座高峰，其历史地位已为人共识。昌耀敢于面对真实的生活和人内心深处的矛盾、问题、痛苦，他是用诗、用经历、用生命来创作的人，昌耀被人们所接受，他的诗超越了他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昌耀的诗不仅没有被人们淡忘，反而更深地刻在人们心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昌耀的诗，昌耀被写入了诗歌的发展史，昌耀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希望有更多的后起之秀出现，汲取昌耀的精神营养。
记者：您谈谈对现代诗的看法好吗？
孙教授：近三十年来，现代诗的进步是很大的，它改变了过去那种仅仅把诗看做意识形态的看法。年轻诗人给诗歌带来了新的冲击，他们的出现，产生了多元共生的形态，而且在不同时期出现了杰出代表，如芒克、舒婷等著名诗人。我希望在这个时代里，有人能够沉下心来，创作出有深度、有厚度、有艺术魅力的诗来。现代诗怎样紧跟世界潮流、走现代化方向，又如何和传统很好地衔接？年轻诗人是有希望的，我期待大诗人的出现。
记者：能谈谈您自己的创作吗？
孙教授：我一直以来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对诗歌作一些研究，也通过写诗来体味其中甘苦。我著有《〈野草〉研究》一书，《野草》是鲁迅先生创作的散文诗集，这本小册子自从诞生起到今天，一直让人们言说，而又言犹未尽。这本诗集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鲁迅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向人们传达他最深的生命体验。多年来，我做诗歌创作和读者之间的沟通工作，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诗导读》，对那些美丽而难懂的诗作出解读，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发现这些美丽的诗歌，即将出版的书作还有《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等。(作者：杨尚燕)
“我主张诗歌直译”———访著名翻译家赵振江
赵振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西班牙语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译著有《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等。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和教育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记者：赵老师，您好。您在西班牙语翻译方面的建树为许多后来者景仰。作为老翻译家，您对现在的诗歌翻译有什么看法？
赵振江：中国新诗从外国诗歌吸取了很多营养。“五四”运动以来，外国诗歌一直是中国新诗的直接营养，当然，影响最深的是欧洲诗歌。比如，戴望舒翻译的《加西亚·洛尔卡(又译为加西亚·洛尔迦)诗抄》在当时就很受欢迎。文革后，诗人们对洛尔卡的诗歌也非常熟悉。所以，我认为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的诗歌翻译事业很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仅就西班牙语翻译来说，首先就存在着人才断层的问题。这里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做文学翻译，回报和付出不成比例，虽然价值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影响还是很大；其次就是翻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很多翻译质量很差。
我是主张直译，不主张改写的。能够直接译就直接译。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望文生义，没有看懂原文就开始翻译。你译出来的应该是原文，这是对翻译最起码的要求。当然，再高明的翻译者有时也会出错，但这不应该是翻译质量低的理由。
记者：有人说诗歌是不可翻译的，也有人说诗歌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的那部分。您怎样看？
赵振江：诗歌不可译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诗歌的翻译相比叙事文学的翻译要困难些，这是因为诗歌是靠意象来表达情感。在诗歌翻译中，民歌相对容易，先锋派、超现实主义诗歌翻译起来比较困难，是因为理解起来本身就比较困难，包括西方人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译诗的韵律应更尊重汉诗的传统。照搬西方的韵律，会让中文读者感到非常别扭。中文翻译成外文也是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艺术风格可以关照。你不能把十四行诗译成民歌，也不能把谣曲译成十四行诗。
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国诗歌还是要讲韵脚的。外语诗歌很注重节奏，可以通过音步、重音等产生节奏感。外语诗歌中也有韵脚，只是与汉语诗歌的韵脚不同。我在《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一书中，有一编是专门介绍西班牙语韵律问题的，就是想让大家对此都有一些了解。现在有些汉语诗歌完全不考虑韵律，我不是太赞成。
记者：从您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您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喜欢。您认为古典文学对您的翻译有什么影响？
赵振江：我在读中学时就非常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与老一批翻译家相比，我的国学根底很差。我在北大西语系读书时，北大有冯至、季羡林等许多老先生都学贯中西，本身就是诗人、作家，因此，他们翻译的作品都非常好。不知从何时开始，大学里面的外国语言系越来越像语言学校。造成了懂外语的不搞创作，搞创作的不懂外语。像冯至、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人越来越少。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
对于诗歌翻译而言，你可以不是诗人，但你一定要知道诗歌怎么写。如果本人不知道诗歌怎么写就没法译诗，如果不能用中文写诗，又怎能把西方诗歌译成中文？
记者：您作为一个诗歌翻译者，同样应该对中国新诗的写作比较关注。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赵振江：中国新诗是另起炉灶的，与中国的诗歌传统有所脱节。现在，有一些当代诗人摒弃传统，我个人认为，写新诗也要学习传统的诗歌。以西方诗人为例，西方诗人创作也是以自由体为主，但他们认为，写十四行诗是对写诗最好的训练，因为十四行诗的写作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大诗人都写十四行诗，而且写得非常好。我们现在不能要求当代诗人都要写律诗，这也不应成为主流，但写新诗的人能否加强这方面的修养？我想这对新诗写作是有帮助的。
另外，诗歌的不同群体应该互补，不是互相排斥。各种倾向、各种流派的诗人应该和谐相处。这对诗歌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者：韩涛)
白桦：做一只唱歌的小鸟
白桦，原名陈佑华，剧作家、电影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47年参军，长期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0年开始写作，1964年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1985年转业到上海。长诗有《孔雀》《鹰群》等，诗集有《白桦的诗》《我在爱与被爱时的歌》等。长篇小说有《妈妈呀！妈妈》《哀莫大于心未死》《远方有个女儿国》等。电影剧本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等。作品曾以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
叹息也有回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为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的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必须用自己的手去掐断自己的歌喉。
记者：白桦老师，虽然您是第一次来青海，可是，青海人对您并不陌生，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许多热爱诗歌的人，有许多您的读者。
白桦：感谢青海人民。我是一个热爱旅游的人，几十年来，我走遍了全国除青海之外的每个省份，这次能来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也算是了却我平生的一个夙愿。
说起青海，我的感受很多。我现在定居上海，在很多上海人的眼里，青海就是荒凉、落后的代名词。可是，这次我来青海一看，青海是一片可亲、可敬甚至可爱的净土。我要感谢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它给了我来青海的机会。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促进了海内外诗歌创作者的交流，这是青海诗歌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全国诗歌界的一件大事。愿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圆满成功。
记者：很多人认识您是因为您的小说和剧本，比如《远方有个女儿国》，可是您总在说，你首先是个诗人，诗歌在您的创作生涯中，究竟占多大分量？
白桦：我从16岁就开始发表诗歌了，上世纪50年代，我就出版过诗集，我始终感觉，我就是一个诗人。
诗歌不仅仅是最美丽的语言，更是一种最容易沟通的文字，在我的小说和剧本中，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诗歌的痕迹。诗歌语言的节奏美，体现在了我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中。
记者：看得出诗歌是您的钟爱，您能否谈谈您的诗歌观。
白桦：在我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我想说的是，诗歌一定要用美的东西打动人心，一定要用思想的力量影响人。我觉得诗歌一定要有思想，一定要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一定要体现时代精神，一定要贴近生活，唯此，诗歌才能给我们以希望，给中国以希望。
我的一部诗集的标题就是《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这其实就是我的诗歌观，我所有的诗歌就是唱在爱和被爱时的歌曲。
记者：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诗歌读者的流失？
白桦：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曾在一个体育馆朗诵过我的诗歌，在场的数万名观众情绪十分激动，可如今，这样的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诗歌已经走向了边缘。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现在，很多诗人过分地陶醉于自我，反映民意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诗歌走向个人无可厚非的，可是，中国人自古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诗歌一旦过度地趋近个人，注定会离老百姓的阅读心态越来越远，这或许就是诗歌读者群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但是，我相信，诗歌并没有走向末路，或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大家出现，但是这样的诗人，首先是杰出的思想家。
记者：“诗歌远离政治，诗歌远离世俗”的诗歌观，曾影响过很多人，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白桦：这绝对不是我的主张。中国自古就有“以诗言志”的传统，脱离生活的诗歌不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读读叶塞宁的诗吧，或许我们会获得更多的启迪。(作者：李皓)
诗歌恋着青海 青海恋着诗歌———访诗人雷抒雁
雷抒雁，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2年8月18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出版过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春神》《绿色的交响曲》《踏尘而去》《激情编年》等十余部。散文、随笔《悬肠草》《写意人生》《与风擦肩而过》《丝织的灵魂》《分香散玉》《雁过留声》等九部。
追忆
时间的剥夺才是真正的蛮横
你总以为永远不会
失去的东西
说没有就没有了
如同蒸发,或似从来
就不曾有过一样干净
追忆，不过是在寻梦
斑斑驳驳的记忆
像浓浓淡淡的空气
嗅得出，却永远不会抓在掌中
选自《 明明灭灭的灯(组诗)》
8月6日傍晚，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开幕前一日，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来过青海吗？请您谈谈对青海的印象以及青海这方净土对诗歌创作的意义。
雷抒雁：我到青海已不是第一次，大约在十年前我就来过这里。到过冷湖、盐湖、不冻泉、青海湖……丈量了青海的广袤，看到了青海丰富的资源，到了这里才知道天有多高，才知道什么是宽阔；来到青海这片高天厚土，让人感到呼吸都开阔了，有多少联想、多少幻想都可以无遮无拦地展开，它给人以很大精神空间，人的个性可以尽情地张扬开来，这里的开阔给诗歌以开阔，这里的美丽给诗歌以美丽；悠扬、火辣辣的“花儿”传入耳畔，一如这片明朗、热情的土地给人带来的热烈感受———这是一个适合写诗的地方。
这里的有些道路是以公里数来命名的，没有具体的名字，因此，它在很多方面又是沉睡的，有待去开发、去唤醒。
青海的开阔，一扫在一般城市里的压抑，在这里可以迈开大步走；青海明亮纯净的色彩，给人带来了精神的张扬；尽管青海的物质文明与发达城市有些差距，但青海人的精神是饱满的,它有无限的开发潜力。
青海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来了就会爱上，走了就会留恋。
可以说是诗歌恋着青海，青海恋着诗歌。
记者：您对青海的感情令人动容，请您谈谈对这次诗歌节的看法。
雷抒雁：这次诗歌节不仅仅是诗人的盛典，也是一次宣传青海，张扬青海精神的机会，让全世界知道青海的富饶，了解青海人的爽朗、包容。期盼青海粗犷、豪迈的力量注入诗歌。
青海有它特殊的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早在旧石器时代，青海就有古人类活动的足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代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彩陶文化，这充分体现了先民的创造力、感悟力、对内心的表现力。它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使青海民族民间文化具有多元化、多民族性的高原文化特色。千百年的文化积累，蕴藏了极其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民族民间文化更具个性。独特的民族民俗风情，昆仑文化、宗教文化,都丰厚了青海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诗歌创作的灵魂，青海有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无疑会产生更加厚重的、足以传世的诗歌作品。
更重要的是，青海的领导非常重视青海的文化建设，从这次开中国之先河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准备之充分、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即可管中窥豹。
记者：请谈谈您对诗歌的追求。
雷抒雁：生活是很复杂的，一个诗人不仅要有对生活的概括、提炼能力,还要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仅仅满足于写一些小事、抒一些小情,会减弱诗歌的能量。诗歌应该像火把，能够照亮、温暖别人甚至燃烧别人。诗人自己首先要燃烧，才能写出好诗，正如聂鲁达所说，“诗歌不是徒然而写”，是诗人一种生命的方式，要诗化事物，必须先诗化诗人自己的精神、心灵、思维，才能感觉到诗，才能感觉到生活中活跃着的、涌动着的精神力量。要有感而发，才能让读者感同身受，引起共鸣。
诗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好的诗歌，必须有饱满强大的精神内涵，才能传得远，才能感动、俘虏读者。
记者：读者对当下诗歌的随意性很反感,您能谈谈对这方面的看法吗？ 雷抒雁：诗是一种创造，诗人自己要对诗歌负责，对读者负责。现在一些诗歌没有门槛，以致没有读者。诗写得随意,读者读得乏味，如同淡而无盐。到青海来，给诗歌添点盐，诗歌需要钙、需要精神上的盐。放弃创造的艰难，企图走捷径是行不通的。诗歌需要融入自己的生命，加载诗人生命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应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独特体验。诗歌也不完全以技巧取胜，而在于有一个活的灵魂，才能打动人，引人思考，引人愤怒，引人忧郁。
记者：在近几年的诗歌创作中，您比较满意的作品有哪些？
雷抒雁：有组诗《明明灭灭的灯》，写于2004年住院期间，表现了对生与死的感悟,这组诗获得2005年《人民文学》杂志年度奖；有组诗《情动塔克拉玛干》。(作者：张妍)
诗人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访诗人梁平
梁平，当代诗人。1955年12月出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西南政法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已经出版诗集《拒绝温柔》《梁平诗选》《琥珀色的波兰》，长篇小说《朝天门》。作品被译介到美、英、法、日、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
复活的古城堡
那是国家的记忆
在中世纪凝结而成的民族情感
最血缘的表达
那些红颜色的石砖
把十三世纪的遥远砌在内墙
而外墙时间的堆砌
指向十四世纪
那些顶尖的造型布满四周
筑成波兰文明的守卫
经历太多苦难的华沙
没有忘记古城堡曾经的坍塌
那是1944年，天空翻滚乌云
法西斯张牙舞爪
撕裂了每一条街道
古城堡散落一地
维斯瓦河伏卧在它的身边
哭干了泪水
千万只鸽子在呼唤：波兰
当折断的历史缝合了伤口
复活的古城堡成为
华沙的精神堡垒，成为象征
以原来的姿势
讲述一个民族古老的辉煌
以重筑的铁骨
扛起一个国家年轻的骄傲
在新城与老城之间
日夜倾听：波罗的海的波涛
2006年10月20日
当梁平坐在我面前侃侃而谈时，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他更像是一个富于实践精神的思想者，这是梁平的性格，更是他诗歌的特质。
诗歌边缘化，是诗歌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诗歌曾经历过两次狂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另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梁平认为这两次狂潮都不是诗歌的进步。诗歌走到了今天边缘化的状态，梁平认为这不是诗歌的退化，他曾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这个观点，诗歌不应该是全民运动。梁平说，第二次诗歌高潮是在国门打开之后，人们的心情得到了释放，中国诗人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诗歌的形式决定了诗歌在当时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可那时的诗歌已经超越了诗歌本身的功能，在全民的视野中，诗歌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理想寄托。如今，中国的社会十分稳定，国人面临的文化选择日趋多样，诗歌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文化选择。所以，他认为诗歌走向边缘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诗人应该承担双重责任
梁平认为，中国诗人应该承担起文化和社会两种责任，唯此中国诗歌才会遵循艺术规律健康发展。
梁平说，很多人都在抱怨中国诗歌的边缘化，我认为诗歌边缘化应该引发诗人这样的思考，诗人应不应该总是在自我的圈子里写作，诗人应不应该关注国计民生。诗人应该有责任担当的意识，这种担当是双重的，一是艺术责任的担当，一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这两种担当是诗人的基本职责，只有这样，中国诗人，中国诗歌才能真正在社会转型期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我已经感觉到了，很多诗人在写作中，不太关心时代、社会和老百姓，而社会恰恰需要诗人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的诗人却把这种思考放弃了。
在诗歌理论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怎么写只是一个技巧问题，写什么却是一种写作方向和写作形态，是一个关于诗人良知的问题。技术问题是可以学的，可以自己去体验，去体会的，但是，一个诗人更需要的是思想。
中国诗歌需要转体。我很难相信一个没有社会担当意识的诗人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诗人应该很自觉地强调社会责任感。
诗歌刊物要走向市场
梁平是《星星》诗刊的主编，面对艺术和市场的矛盾，梁平有着自己的见解。
梁平说，《星星》现在的订户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多，这是和整个社会背景分不开的。我刚才说过，文化市场多元化，诗歌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因此我不认为中国诗歌已经走到末路。诗刊依然担当着文化传播的责任，诗刊首先要监守自己的阵地，因为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个方向。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刊物，我们应该主动地思考刊物怎样适应市场。我想诗刊应该举办一些活动带动诗歌爱好者，扩大诗歌的影响力，甚至让诗歌产生一些效益。
诗歌刊物走向市场不要害怕犯错误，关键是要看刊物自身有没有改正错误的能力。
诗歌创造要坚守传统贴近生活
提起自己的诗歌观，健谈的梁平沉默了片刻，最后，梁平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传统书写中的现代版本”。梁平说，我是一个中国诗人，中国诗人应该保留中国的文化传统。诗歌必须要在技术层面上向西方发展，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克隆，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一种探索。什么是文化传统，那就是渗透在你骨血中的东西。我想写的东西一定是和我的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内心的东西。 (作者： 李皓 何晓霞)
一位诗人会给一个地方树立一种形象———访诗人车前子
城市雕塑
一个城市
有一人城市的回忆
铸成它特有的铜像
矗立在广场中央
一个城市
有一个城市的愿望
雕成它待有的石像
矗立在十字街头
你
我
中午
在哪座雕塑下
都是在这个城中长大
却没有铜像的回忆
和
石像的愿望
中午太阳捐给雕塑许多金币
无论铜像
还是石像
都接受了它馈赠
在广场中央
在十字街头
在自己的城市里
我们也用它的捐款
铸自己回忆的铜像
雕自己愿望的石像
车前子(1963- )，出版的诗集有《纸梯》(1989)。
记者：车前子老师，您好。请问您来过青海吗，您对青海的印象怎样？
车前子：我是第二次来青海，第一次是二十多年前。青海变化很大。中国每个城市都在变化，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当然这也带来城市个性的消失，而这时候城市的个性就要通过一些文化活动来凸现，比如这次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对弘扬西部文化，弘扬青海文化，是有很大意义的。
记者：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诗歌创作状况？
车前子：对于诗歌创作，我很茫然。我只是想有一种本土化的创作，在创作中有一种汉语之美，怎么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我所理解的现代诗歌(艺术)。当然这很困难，因为我发现我们对世界的第一反映不是我们本能的，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来自于我们的阅读，而这些阅读，很多又不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阅读，是来自于西方的。散文源流还没有断，从先秦到五四甚至到当代，散文仍然有一个源流没有断，但诗歌和小说就不是这样了，小说和诗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仍要回到中国的诗歌精神上去，那么这个诗歌精神到底是什么？说温柔敦厚也行，说性灵也可以，这个诗歌精神是需要我们用现代眼光去发现的。有人觉得写诗歌可能是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我觉得写诗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必须每天去关照它，就像园丁养花养树一样。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要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发展您所理解的诗歌和现代艺术，这是不是《天问诗歌公约》的一个出发点？
车前子：《天问诗歌公约》的本意就是对传统、母语、汉字有一点新的认识。汉字是汉语诗歌的基础，汉字这么伟大，这么丰富，里面充满了信息。就像青海的彩陶博物馆，那里面真是充满了信息。和汉字接上了头，也就是在和传统文化接近。
记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杨炼、江河等诗人就开始做“个人史诗”的尝试，您认为“个人史诗”有无可能实现？
车前子：我个人认为，史诗和当代关系不大。在西方有《荷马史诗》，青海有《格萨尔王》。汉民族的文化成熟比较早，文化分工很细，并且汉民族的史学很发达，这样以来，史诗的功能就被史学所剥夺。史诗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站在个人的立场去观照历史写下的东西可能很难称得上是史诗，就像艾伦坡所说的“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长诗”。诗歌的美感没有差别，《荷马诗史》和李白的绝句都会给我美感，因为诗歌给人的美感是一样的。
记者：我在大学时就读过您的诗，我觉得您的诗歌语言很平淡，但思想很深刻，能不能谈谈您对诗歌本身的看法？
车前子：我写诗可以说是对社会、历史、自然的认识，还有对自我的认识，诗歌是在所有艺术中变数最大的艺术，你要关注它的变数，就要保持一种谦虚的状态，如果一位诗人很自负，他可能就不会去关注这个变数，诗歌到底还是一个变化的艺术，是人类想象力的艺术。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诗歌是变数最大的一种艺术，那么您是怎么掌控诗歌的这种变化的？
车前子：应该摸着石头过河。我大致知道一点方向，但无法具体。诗歌的写作可能会在写下第一行诗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计划全部推翻，可能仅仅是一个形容词或一个名词，很微妙的变化就把你整首诗都推翻了，但我们这个民族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我们的古典诗歌这么发达，就完全建立在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想象力的基础上。
记者：您对青海诗歌创作有什么建议？
车前子：一位诗人会给一个地方树立一种形象，就像我对青海的了解就可能是来自昌耀的诗歌。诗人在社会中可能是毫无用处的，但是诗人的某些诗篇会改变某种东西。比如《枫桥夜泊》这首诗，让寒山寺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诗人是一个文化坚持者，但不是眼前利益的文化坚持者，他是为了一个长远的文化在坚持。而诗人的尊严和高贵就在这里。(作者：韩涛 西原)
乌兹别克斯坦诗人法·尼扎莫夫：我愿做中乌文化交流的使者
法·尼扎莫夫，1963年生于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州。历任国家通讯社国际信息编辑室副主任、总统新闻办公室顾问等。著有诗集《痛苦的方式》《古老的歌谣》《几何形春天》等。
刚刚洗去风尘的法·尼扎莫夫坐在记者面前时，犹如一首田园诗，笑容里充满着宁静，眼眸中流露出睿智。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一个善解人意的受访者，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记者仍然能触摸到他内心的愉悦。
青海充满诗意
即使法·尼扎莫夫游历甚众，他的双足一旦踏上青海丰饶的土地时，他仍不能遏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在这之前从未到过中国、到过青海，但是，因为诗歌节的关系，我从很多图片、资料上对青海已有所了解，尽管这样，这里仍然给了我许多惊喜。迈下飞机舷梯，青海的奇山秀川一瞬间便跳入我的眼睛，真是太漂亮了！”
法·尼扎莫夫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的气温高达40℃，青海的天气却如此宜人，我在这里感觉到了无比的凉爽舒适，诗歌节组委会将开幕时间定在青海最美丽、最迷人的八月，可见是精心安排的，我觉得这是非常贴心的安排。”
是的，天是那样蓝，蓝得摄人心魄；云是那样白，白得令人心无杂念，在这里，世界呈现出纯粹的状态，在西宁这座被山包围的城市，定会有不尽灵感如潮般涌起，让我们记住法·尼扎莫夫所说：“青海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文化是相通的
囿于中文水平，法·尼扎莫夫涉猎的中文诗歌作品较少，可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他对老子其人其作兴趣浓厚。他经常会翻阅有关介绍老子的文章和拜读老子的著作，他时常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诗歌的形式去倾诉，将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的精华在自己的诗作中完美地体现。
在法·尼扎莫夫心中，那种尊崇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是最应提倡的，也应是世界诗歌潮流之所在。他认为，乌兹别克斯坦诗歌受欧洲和美洲文学影响较大；而对于他甚至更多乌兹别克斯坦人来说，中国诗歌是很深奥的，对于中文水平不太好的读者来讲，不易理解，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受不同观念、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世界上存在多元性的文化，这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需求，然而，所有的文化在根本上是同质的，当不同的文化、观念交汇时，其所产生的作用对世人来说是巨大的，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东西方文化上，甚至在每位诗人、每位热爱诗歌的人身上有所体现。
无论如何，文学最主要的作为就是传播美好的东西，共唱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与自我的和谐，而在这一点上，文化是相通的，是无国界的，作为诗人，应当责无旁贷地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提升与丰富而创作出优秀作品。
我愿做中乌文化的传播者
法·尼扎莫夫说，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学习汉语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既是潮流，也是一种趋势，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乌两国文化上的交流应更多更全面，不应仅局限于诗歌。中国的诗歌很美，然而，在乌兹别克斯坦至今还没有中英版本和中俄版本的中国诗歌，作为一名喜爱中国诗歌的诗人，他深感遗憾，他说：“我不懂中文，可我仍然喜欢中国诗歌。中乌两国的诗歌交流存在很大空间，我迫切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优秀翻译者将中国诗词翻译成英文和俄文，将更多中国优美的诗词介绍给我们。甚至可以将英文和俄文版的中国诗歌集通过大使馆交与我，我愿意做中乌文化的传播者，这样，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乌兹别克斯坦诗歌爱好者就能够享受中国诗歌的魅力。”
对于法·尼扎莫夫来说，尽管他参加过的知名的国际诗歌节不多，可是，能来到青海参加这样一个诗歌盛会，能与众多世界有名的诗人交流，用母语朗诵自己的作品，是一个绝佳的平台，他认为自己会在青海有所收获。他希望自己回国后能创作更多与青海有关的诗歌，将如此富有诗意的地方介绍给全世界。(作者：郭晓芸)
我对青海充满了向往———韩国诗人许世旭访谈录
许世旭，1934年生，1954年考入韩国外语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1960年起攻读中国古典诗。自1961年起用中文创作诗歌及散文，并用两种文字从事学术工作。2000年被聘为韩国外语大学教授。历任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共出版学术著作及创作、翻译等作品七十多种。
记者：许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青海，在这之前，您到过青海吗？
许世旭：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邦交后，我频繁来往于两国间。那时候，中国没有今天这样繁华，但是，当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亲切，我便宿命地爱上了这里，当别人都向往着西方的繁华时，我已将一颗心系于此。多少年来，我一直循着文学的遗迹，游历于中国的山山水水。一直以来，我对青海充满了向往，在我的心中，这里是一个离天空很近的地方，是一方净土。中国许多诗人笔下都吟诵长江、黄河，多少年来，我都梦想着能够来到它们的发源地，感谢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让我能够来到这里。高原蓝色的天、白色的云、金黄的油菜花，粗犷的山，是多么富有诗意的一幕！
记者：您对中国古典诗词情有独钟，并且自1961年起，您便用中文创作诗歌及散文，能谈一下您为何会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是由于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关系吗？
许世旭：是的，在韩国，非常尊崇儒家文化，敬仰孔子，此情不亚于中国，在韩国许多地方都能看到拜祭孔孟的庙宇。我出生于书香门弟，家父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受他影响，我也逐渐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但一直没有机会系统学习，从16岁起，我进入私塾，开始读《千字文》，高中毕业后考入韩国外语大学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是一个典型的“双栖者”，五十年来，我白天从事学术研究，而月亮之下，我用中文创作，嬗变为诗人。正因为喜爱，我始终乐此不疲。
记者：在中国诸多诗人中，有您最能与之产生共鸣的吗？
许世旭：少年时代的我会背三百多首中国诗词，在我写作初始至今，那些诗词都可以顺畅地援引，成为我的一笔财富，可以说，使我的作品有脱胎换骨之感。我不能否认，我的诗歌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
的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是其他时期诗歌创作无法企及的高度，这当中，我很喜欢李白的诗，我与他的诗观不谋而合。其中流露出的豪放、侠气、反暴力的思想，作为铮铮男儿，应有这种气节。
(言毕，许世旭充满深情地朗诵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记者：相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您对中国在1917年后的新诗有了解吗？
许世旭：经历过唐诗宋词的兴盛后，中国古典诗词已辉煌不再，这种现象很值得忧虑。很多所谓的现代诗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所有的语言、思想、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我主张“朦胧”可以，但不可以过分，否则便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诗歌是诗的歌，是能唱出来的一种感情的思想，抒情成分应居多。诗歌应能让大多数读者能够接受。古典诗歌在结构上是铺张的，白话诗则更简练，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应有所改革，我认为言到即止便可。
记者：在诗歌《妈妈的一滴水》中，黄昏、木柴、瓮锅，一幅生活之画从您的笔端流淌而出，从您的作品中，我们能品味到极其浓厚的生活气息。
许世旭：任何人在内心深处都应有归属感，这是对母亲的归属感、对故乡的归属感。母亲在黄昏来临时，抱来木柴，灶台上高挂酿酒的瓮锅，用瓢子盛给我喝的一滴佳酿，这些对我来说，是诗意的，是我所热爱的，是需要我付出热情享受的。作为诗人，必然要有超强的观察能力，细心捕捉，对于生活，诗人要如“烧火柴”般付出力量、激情。
记者：韩国读诗歌的人多吗？
许世旭：韩国仍然有很多人喜欢读诗，可以说是相当喜欢，并且对诗人相当尊重。去年，由我负责主持，韩国与中国诗歌学会共同举办了中韩诗会，观者甚众，出版的诗集也非常抢手，反响强烈。即使将来有一天读者越来越少，问题并不出在读者群上，诗人应懂得如何抓住读者的心。(作者：郭晓芸)
青海让我动心动情———诗人李小雨和青海
李小雨，女，1951年10月生，河北丰润县人。1969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1971年入伍，在铁道兵部队当卫生员，1976年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辑部工作至今，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
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雁翎歌》《红纱巾》《东方之光》《玫瑰谷》《声音的雕像》《李小雨短诗选》等八部，其中《红纱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新诗集奖，并获第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二届铁人文学奖等。
夜
岛在棕榈叶下闭着眼睛
梦中，不安地抖动肩膀
于是
一个青椰子掉进海里
静悄悄地，溅起
一片绿色的月光
十片绿色的月光
一百片绿色的月光
在这样的夜晚
使所有的心荡漾
荡漾……
隐隐地，轻雷在天边滚过
讲述着热带的地方
绿的故乡……
李小雨谦和而又平静，眼睛里流露着温和的目光。
李小雨是《诗刊》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在她热爱的诗刊社工作了三十年。她告诉我，这是她第三次来青海。2004年来参加青海湖诗歌节的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楼房大多是三四层的，看上去很安静，很美，像世外桃源。她说，但她印象最深的还是2000年第一次来青海，那是她在兰州开完会后，一个人来的，独自一人，没有打扰任何人，她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在水井巷喝羊肉汤，吃羊肉。那时候，西宁的街道，有些乱，有些窄，但是很真实，很自然，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当时，她一下子想到了甘肃一位诗人写过的一首诗，好像有这么一句，“低着头走在西宁空旷的大街上，有一群羊走过马路……”觉得西宁对于她非常亲切。尽管在离开西宁的时候，她乘坐的长途汽车到了扁渡口，因路面遇雨塌方，滞留了四个小时。坐在车上的她只能看到远处的悬崖和泥泞的山路，可是，仍然让她感到了这里是一个温暖的，值得回味的地方。李小雨说，“我喜欢青海，并且因为它的真实、朴素而动心。青海是一个留在我心底里深情的情结，虽然不急于表达，但是我相信，在我以后的创作中，一定会留下有关它的更深厚、更自然、更有感情的诗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李小雨曾经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出版了《红纱巾》《燕翎歌》《东方之光》《玫瑰谷》《声音的雕像》等多部作品，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长期担任诗刊上下月刊的终审工作，她熟悉并一直关注着青海的诗歌创作，她谈到了昌耀，谈到了白渔，谈到了格桑多杰，她认为昌耀的诗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诗刊从第一次发表他早期的作品《划呀，划呀，父亲们》开始，几乎每年都要给昌耀发一组。九十年代初，李小雨曾经请王宗仁帮忙，组织策划了“诗人走青藏线”的活动，邹静之、雷霆、曹玉祥、雪冰等著名诗人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创作了很多写青海的诗，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李小雨没能成行，但是她在诗刊上专为这次活动编发的名为《沿着鹰翅》的专刊，受到了当时诗歌界的一致好评。
在青海年轻一代的诗人中，李小雨印象比较深的有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藏族诗人班果，还有近年来创作颇丰的藏族女诗人梅卓，在谈到他们的时候，她希望青海年轻的诗人在重视与外界交流的同时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写出自己的特点。
在全国众多的文学刊物中，李小雨认为《青海湖》杂志办得很好，特别是诗歌的艺术质量在全国是有一定位置的。她曾经在诗刊办的诗歌选刊上，选过很多首发表在《青海湖》上的诗歌作品。
关于这次诗歌节，李小雨非常欣赏“人与自然、和谐世界”的主题。她说，青海是一块还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天是那么的蓝，云是那么的美。在这样的一片净土，在圣洁的青海湖畔搞这样的活动，是再合适不过了，诗是最有人情味的，诗也是与自然最贴近的，用诗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用诗来表达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表现真实的感情，是诗人天性中存在的东西，也是诗最纯美的质地。
在青海举办这样一个盛大的国际诗歌节，也是一次交流的好机会，李小雨说，它可以让国际诗人了解中华民族的神奇伟大，了解我们祖国雄阔的自然之美，让诗人的内心深处，产生爱。因此这次诗歌的盛会不仅是一次民族间的交流，诗人间的交流，还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因为西川，因为海子在青海写下的诗，李小雨对格尔木、德令哈充满了神往，她告诉我，她还要再来，来青海！（作者：辛茜）
中国文化吸引了我———汉学家高利克、冯铁访谈录
高利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斯洛伐克共和国著名的汉学家，主要的著作有：《茅盾与现代中国文学评论》《研究指南初级：德国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在传统中国文学评论中的创造性的人物的概念》《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冯铁，1958年生，瑞士日内瓦人，先后学习汉学、日本学、罗马语种语言文学研究、哲学以及比较文学。1988年至1989年在北京做翻译。1993年至1999年任苏黎世大学高级讲师。曾赴里昂、布拉迪斯拉发、上海等地从事研究。执教过柏林自由大学、巴塞尔、华沙、日内瓦大学以及四川成都大学。2004年至今任德国波鸿鲁而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语言文学部系主任。
问：是什么因素促使您(高利克)研究汉学？
答：回答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本来我不愿意研究汉学，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让我感觉有点恐慌，鸦片让我对中国失去了信任，当时我对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系统的学习汉语的环境，上大学时我才开始对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的大学老师对我研究汉学给了很大的鼓励。从那时起，中国文化才真正吸引了我。尤其对中国古代历史有着相当强烈的探究欲望。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茅盾的短篇小说开始的。1969年，我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德国用英文发表。
问：汉学在西方的发展状况怎样？
答：(冯铁)在19世纪之前，汉学大部分在教会范围内流行和传播，主要是天主教，在教会里汉学才有一个系统的传播方式和途径，这是汉学在这个国家传播的一个基础，19世纪的捷克斯洛伐克属于奥匈帝国，除拉丁文之外，他国语言很少传播。直到后来，汉学才逐渐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科。
问：汉学研究在世界各国是有差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汉学派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答：(高利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但它的历史是很短的。从1950年到1968年，仅仅生存了十几年，可是，布拉格学派却创造了一个“实际”和“神话”，“实际”就是布拉格学派当时对文学的研究，“神话”就是中国和世界对布拉格学派给予的相当高的评价。对布拉格学派的评价我们要实事求是，要放在历史中去看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布拉格学派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和公正的评价。
问：您(冯铁)作为大学教授，请谈谈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
答：(冯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的书籍市场不太容易接受中国的作品。九十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贸易方面的书籍比较感兴趣，但就普遍看来，很多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不是很浓。我准备借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市，做一套中国文学译文库，包括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问：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能接受吗，翻译的准确度如何？
答：(高利克)对《老子》的翻译在世界各国大概有400多种，说明中国的文化对世界各国是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但就翻译水平而言，很难达到汉语的细微之处。
问：冯铁老师您现在主要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答：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哲学，我的硕士论文是《尼采对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影响》，而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鲁迅》，对于鲁迅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史料性的东西，再主要就是对他译文的研究。另外我还对民国时期作家的手迹和作品的版本研究相对较多。
问：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如何？
答：那肯定是大家。但从比较文学来讲，我们缺少的就是将他的作品放在世界性的范围里来比较。
问：您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认识和评价如何。
答：(高利克)对当代中国诗歌我不能发表言论，因为我读的当代诗歌太少，对当代中国诗歌流派和诗坛情况也不太熟悉，所以我不能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只能说现在的中国有很多诗人，他们正在努力向某一个更高的层次靠近。
问：这次来青海你们感觉如何。
答：青海是个很美的地方，没来之前我就知道青海湖，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来到这后，让我感觉很快乐，这里的气候很舒适，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作者：郭建强 衣郎）
通向重返家园之路———访诗歌评论家燎原
燎原，出生于青海，在故乡陕西度过少年时代。青海师大中文系77级毕业后，长期从事媒体编辑和中国新诗研究。高级编辑，中国作协会员。主要论文有：系列诗歌论《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昌耀诗歌论》；专著《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西部诗歌论)《高大地》(诗集)《重读诗人·昌耀诗作精品赏析》《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地图与背景》(评论随笔集)《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海子评传·修订本》《昌耀评传》(即出)。
现居威海。
记者：燎原老师，你是从青海走出去的著名诗歌评论家，能否谈一下你对青海诗歌的整体印象？
燎原：青海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很活跃，这里有以昌耀、白渔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当时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2000年前后，我注意到了马丁、梅卓、韩文德这些人的作品，但是整体感觉弱于新疆和甘肃。在这里可以简单说一下昌耀。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青海的很多后起者都受过他的恩惠。但是，昌耀是命运和才情的一个化合物，我们很难再打造到他的地步。
记者：你已经出版了两本海子的评传，能不能简单谈谈海子的诗歌？
燎原：2001年，《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一书出版，首印1万册，销售完毕。2005年四季度又应时代文艺出版社之约，做了《海子评传·修订本》的工作，此书于2006年1月出版，首印6000册，迄今基本销售一空。
海子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个天才诗人。在《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之后，又出版过两部关于海子的评传，它们基本上是遵循《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的写作途径书写的一部书，没有实际的考证、发掘意义。也许海子是一个说不尽的诗人，随着我们与社会同步化的前进，我们会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他诗歌中的潜在涵义。
记者：听说你正在为昌耀写评传，可否简要说说你对昌耀诗歌的看法？
燎原：我写的昌耀评传将于今年9月前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昌耀是青海人文自然环境中生成的一个大诗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大诗人。他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然后把它还归为一种深切、痛挚的诗歌文本。昌耀是当代中国诗歌史奉献给世界的一个大诗人，我们会逐渐认识到这一点。
记者：作为一位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你对现在的诗歌评论现象有何看法？
燎原：中国诗评界有两种批评现象。一种是票友式的、炒作式的评论，我讨厌这种评论。另一种是建立在对文学史来龙去脉的梳理和作品细读的基础上的评论。它们是宏观的、锐利的、准确的，具有批评公信力的写作。我喜欢这样一种写作，我自己也在从事这样一种写作。
一切不对作品认真考察的理论批评都是丑陋的。
记者：现在有很多青年诗人都希望自己沿着昌耀、海子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你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燎原：他们选择海子和昌耀表明了一种精确的艺术鉴赏力和高尚的人文社会情操。这两位诗人的诗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公众的选择自有其内在根据，假如还有另外的诗人也能引起如此的阅读效果，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记者：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海子还是昌耀都是不可复制的。对于后来者而言，继续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前景？
燎原：对于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会有什么前景，我不愿回答。但是有一点要说的是，每个人在前行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个标高，这个标高与自己的差距越大，对自己的要求就应该越高。你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目标，但你不能因为达不到就通过嘲笑等手段去贬低它。（作者：韩涛）
直白的文字也能表达深刻思想———访诗人非马
非马，本名马为义，著有诗集十四种，散文集一种及译著多种。作品被收入一百多种选集及教科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秋
争奇斗艳招蜂惹蝶的日子
终于过去
望着开阔澄明的天空上
那朵朵悠闲的
白云
他不禁哑然
此刻一阵雁啼划空而过
应声而起的
是一位浪迹江湖的过客
扬长而去的
豪笑
8月6日，前来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著名诗人非马，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非马先生，您好。您是第一次来青海吗？
非马：不是，几年前来过。感觉西宁经济发展很快。
记者：您知道，近期以来，国内外，尤其是国内举办了很多诗歌朗诵会、诗歌节，一些报刊杂志也纷纷推出了多种诗歌大展。您认为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较这些诗歌活动有何特色？
非马：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规模空前宏大，参加的诗人很多，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有，我的很多老朋友也都来了。
记者：您毕业于工业专科学校，后来到美国读的也是工学。您所学的专业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非马：肯定有影响。我从科技中学到了严谨的写作态度，也培养了对事物的观察能力。
记者：您比较喜欢哪几位当代汉语诗人？
非马：北岛、杨炼、陈宝林，还有刘荒田，不过后来他改写散文了。
记者：当代汉语诗歌一直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一些诗人的作品晦涩难懂，但是也有一些诗人的诗歌过于直白。您认为，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应该怎样控制语言？
非马：不是所有的英文诗歌都很晦涩，诗歌的翻译水平不高，是造成外国诗歌读起来晦涩的一个原因。而往往是一些青年诗人，语言普遍较为晦涩。我曾写过一片文章叫《诗歌的中产阶级》，里面就提到了诗歌的语言不能过于晦涩，也不能过于直白。当然，直白的文字一样可以表达很深刻的东西，关键要有自己的特色，要独立，没必要一窝蜂，别人怎么写就怎么写。太晦涩的诗歌会把读者赶跑。
记者：作为一位著名诗人，您能不能谈谈对自己诗歌的看法？
非马：我一直希望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最大的内容、传递最多的信息。其次是让读者每次阅读我的诗歌都能感觉到内容都不一样，成功的诗歌能让读者一生都能够从阅读中感动。诗歌是作者和读者的合作，诗人负责写出来，读者则是以一种宁静的心境去享受诗歌带来的美感和乐趣。我的诗歌曾被作为试题用来考试，对此，我既高兴，又担心。就像一位美国桂冠诗人所说的“学生读诗歌不能教，那会让学生失去兴趣，要让他们自己去享受，”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诗歌就想起考试。我的诗歌曾被选为大学国文教材，我不赞成用这种办法培养下一代人这样接受诗歌。
记者：您作为前辈诗人，对青年诗人有哪些希望？
非马：要写自己的诗歌，摸索自己的道路，一味地模仿一个人的诗歌，不是好现象。刚开始学习写诗的时候，可以吸取一些诗人的长处。不要担心好东西没人欣赏，读者越来越少，写出了好东西，读者一定会回来。大众娱乐没办法满足心灵的要求，高级的艺术迟早会回来。我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学一种外语，做一点翻译工作。翻译对写作影响很大，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不要把外国的垃圾也翻译过来，要多翻译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东西。其次要用心去翻译，要对原著作者负责。（作者： 李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