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走到哪里，达赖集团总是表现得很“悲情”，诉苦被冤枉，声称受打压。

　　这种“悲情”在达赖集团发表的“呼吁”和“声明”中被描述得淋漓尽致，他们自己是“焦虑”、“同情”、“悲伤”、“忧虑”；中国政府则是“逮捕”、“酷刑”、“殴打”、“暴力镇压”。

　　如果只听其言语，达赖集团似乎是世界上最可怜、最无辜的人――与“3·14”事件无关，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谴责”；没想分裂中国，却被“毫无根据”地批判；“一开始”就支持奥运会，却遭到了无端的怀疑。

　　然而，如果没有策划煽动暴力事件，那为什么自首的人都招认是受达赖集团指使？如果不追求“西藏独立”，那为什么还一直在组织流亡政府？如果真是支持奥运会，那为什么“藏独”分子会破坏奥运火炬传递？

　　实际上，达赖集团的目的，是通过显示“悲情”，“向全世界证明西藏问题不容漠视”。他们有着自己的打算：打“悲情牌”，可以转移视线，推脱责任，自己是“受害者”，究责自然无从谈起；可以博取同情，捞取资本，把自己扮成“弱者”，国际社会一同情，就有了向中国政府施压的资本；可以制造对立，引发对抗，既扮演“受害者”，又充当西藏“代言人”，以此挑起汉藏矛盾。如此“悲情牌”，真可谓“一石三鸟”。

　　达赖集团打“悲情牌”，已不是一天两天。早在1960年，达赖在与人合著的《我的故土和我的人民》中，就在极力塑造一个深受“外来压迫”的西藏民族形象；在2007年的“支援西藏组织国际大会”上，达赖集团“国际西藏运动”欧洲女负责人次仁强巴大打“悲情牌”，面对电视台的镜头啼哭诉苦，然而大会刚结束，该女士就和同事开怀大笑，手舞足蹈。

　　这些“悲情”表演，也得到了配合。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对达赖集团的暴行装聋作哑，对他们的分裂图谋视而不见；相反，却把达赖集团的活动美化为争取人权、反抗压迫，不断强化达赖集团“弱者”、“受害者”的形象。

　　法国中国同学会会长何跃一针见血地指出，达赖集团在以“悲情宣传”博取同情、欺骗世界。德国《明星》周刊盖格斯也说达赖“并非无辜天使，而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而就在达赖集团表演“悲情”的地方，许多海外同胞开始抗议游行，并围绕“反暴力、反失实报道”，全方位向国际社会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

　　其实，不管是装“悲情”也好，扮“弱者”也罢，人们最终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事实真相。正如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克利曼所说，与强大的美国比起来，制造了“9·11”事件的本·拉登也是“弱者”，可谁又能说“弱者”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所以，奉劝达赖集团一句话：与其打“悲情牌”，不如放弃分裂祖国的行为。只有这样，才会获得人们起码的尊重，才不至遭世人谴责、被历史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