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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综合创造论”(后又称“综合创新论”),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建设以“创造”为核心的中国新哲学与新文化。在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编发一组文章,以缅怀他的治学风范和学术业绩。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综合汲取了前此的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思想成果,比较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文化哲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岱年先生不愧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先驱者。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研究文化发展的规律   狭义地看,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因此,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发表于1935年《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九、二十期的《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一文中,他指出:“一切文化都有其内的对立,内的矛盾。”同年3月18日,在发表于《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期的《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有其规律”。因此,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社会主义是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实现。作为社会这一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之文化系统,其演进过程的唯一正确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文化。 张岱年先生指出:欲谋中国新文化之建设,欲谋创造中国之将来,世界文化之趋势是不容顾及的。他还认为:“中国人要参赞化育,必须依靠科学;要实现天下大同,则舍社会主义别无途径。……而欲‘通天下之志’、‘天下为公’,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才能变理想为现实。”当然,就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直接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当时尚无现实的可能性,只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但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并为此而做积极的准备工作。张岱年先生指出:“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应当“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这是鉴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作出的论断。张岱年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现在中国也不可能,然非永远不可能。且中国文化抬头之日,必在世界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之时。”因此,“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在这个准备阶段,中国人必须有坚定的文化建设的目标,并且为之而不懈奋斗。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创造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之创成。”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创造的综合   发展文化的根本态度与根本方法是什么?张岱年先生认为:“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什么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先生指出:“所谓创造的综合,即不止合二者之长而已,却更要根据两方之长加以新的发展,完全成一个新的事物。”这种“创造的综合”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对文化加以综合的创新或创造的。张岱年先生指出:“‘对理的合’则不惟必综合两方之好处,且更创造新东西以主导之。……‘对理的合’则是创造的综合。”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黑格尔的对理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成立对理唯物论,更是创造的综合。”正是由于应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发展之智慧启迪和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创造的综合”之榜样示范,并且结合中国国情,因此,中国文化如何遵循“创造的综合”之前进道路,也就清楚地摆在国人的面前。对此,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张岱年先生进一步认为:“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惟一的出路。”总之,应当汲取中外文化之精华,同时要“勇于创新”。   “创造的综合”这一发展文化的根本方法,张岱年先生后来把它表述为“综合创新论”。这个“综合创新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综合汲取中外文化之优长,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外文化的交融、创新,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坚持文化哲学研究中的认识辩证法   恩格斯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列宁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在文化哲学研究问题上,张岱年先生坚持认识辩证法,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丰富、深化、发展了他在30年代的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   1984年5月,在为《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收入《张岱年哲学文选》(上)时,张先生在该文末尾加了一段“附说”:“这是我30年代初期所写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当时我对文化问题很感兴趣,有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我反对‘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我也反对所谓‘发扬国粹’、‘读经复古’,认为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文化问题。但文中对儒家‘仁’的学说的评价,未免肤浅笼统,这是一个尚待深入钻研的理论问题,今后当试图作进一步的剖析。”后来,张岱年先生果然对中国文化“作进一步的剖析”。在1990年8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一文中,他指出:“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四长、四弊。四长是:1、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2、重视相反相成的思维方法;3、肯定道德自觉的人格观念;4、爱国爱族的牺牲精神。四弊是:1、尚道忽别的致思心习;2、不重实际探求的学术方向;3、忽视个性自由的人际观念;4尊尊新新的传统陋习。”在1992年4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光辉前途》一文中,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的卓见睿智,最主要的有五点:1、对于天人关系的深切理解;2、对于群己关系的正确认识;3、‘民之秉彝’的人道观;4、以和为贵的价值观;5、‘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在30年代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这表明,他在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上,自觉地坚持认识辩证法。不仅对文化哲学问题这一客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且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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