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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记忆12·新中国60年

  核心提示

  今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60周年。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阵容鼎盛,显示新生的共和国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记录

  “五一”口号召唤政协制度

  早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就建立了合作关系。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以下简称《口号》)。《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

  5月5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党等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时,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全国同胞发出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随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也作出相同的表示。

  建国伊始,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稳定政治、恢复经济上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面临的困难,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是“团结、建设、进步”。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新形势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了具体说明。

  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其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次会议,初步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格局。

  解密

  拒绝李宗仁邀请宋庆龄毅然北上

  在开国大典前后,无数党外人士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簇拥在毛泽东身旁的,既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也有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6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这显示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姿态,也显示出新生共和国所拥有的广泛代表性,以及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手书感动宋庆龄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为在政治上筑起一道抵御解放军继续南下的防线,李宗仁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参加他的政府,宋庆龄是他争取的第一个目标。但是,宋庆龄断然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她要留在上海准备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也始终惦念着宋庆龄的安全,基于她的特殊身份和面临的险恶环境,对她北上参加新政协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1949年1月,周恩来在审改中央致香港华南局领导人的指示电中特别强调:“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5月27日,上海解放,为宋庆龄的北上扫清了障碍。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拜会宋庆龄,转呈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宋庆龄读完信后,噙着激动的泪花,欣然同意北上。

  在中共中央的邀请下,各民主党派领导及民主人士纷纷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1948年8月,蔡廷锴、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共产党解放区。

  周恩来通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联络李济深先生从香港北上。周恩来还亲自制定了计划,让李济深一行甩开特务的监视,于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平。

  周恩来“顾茅庐”黄炎培“出山”

  建国之初,有许多民主人士出任政府高官。作家郝在今在其《协商共和: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一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述。

  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全会进行人事议程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的名单出来引起一些争议,这其中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各3个。

  周恩来在党内分工负责统战工作。他做共产党员的代表们的工作,希望不要计较某些民主人士的过去。最了解这几位民主人士的他,还向大家介绍了李济深、张澜等民主人士曾经暗中掩护革命的情况。

  在9月30日全国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也对此提醒党内同志。当天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顺利当选,而且票数相当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这当中民主人士占一半。众望所归的法律专家沈钧儒先生,就任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十分尊重,在繁忙的会议中多次登门拜访,并与多位民主人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提名在工商界很有影响的民建领导黄炎培担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可是,黄炎培偏偏不愿做官。这天晚上,周恩来亲自登门到黄宅拜访。

  不好应酬的黄炎培,门外贴着纸条:“来者事先打电话来,否则有失远迎。”门里狭窄的走廊堆满煤球,来客还得注意行走。周恩来还是来了。周恩来在黑暗中通过煤球走廊,在黄炎培家中恳谈两个多小时,终于请得黄炎培“出山”。

  傅作义是解放北平的功臣,周恩来也很重视对他的安排。当他知道傅希望在黄河后套修水利搞合作农场,就提名傅作义任水利部长。另外,他还提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任农业部长。

  口述历史

  专注筹备工作父亲未见母亲最后一面李沛钰(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之子)

  在北京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宿舍里,记者采访到了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这位今年82岁的机械工程师,谈到60周年前历尽艰辛,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来到北京,最后与父亲李济深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日子,至今仍记忆犹新。

  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李沛钰老人还是能讲一口广州话。他说:“我在广州出生,香港成长。上世纪30年代,当日军入侵时,我们目睹日军飞机将不少中国老百姓炸得血肉横飞。父亲痛感中国空军的薄弱,因此让我和弟弟都进入空军学校。”

  地下党助我逃脱特务软禁

  1946年的一天,我去探望父亲时,见到冯玉祥伯伯天天来,与父亲商量该怎么做。原来,他们与蒋介石在联共还是反共方面有了根本分歧。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三次来电让父亲去。于是,他上庐山后写了一封10多页的信,苦口婆心地劝蒋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旨意,停止内战联共。他将信当面交给蒋后就离开。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蒋是听不进这些意见的。回南京后,父亲每天都和冯玉祥伯伯一起乘坐吉普车找周恩来伯伯洽商如何成立人民政府的事。1947年,父亲以送二哥李沛金去美国留学为由,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并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就与蒋公开彻底决裂,并准备北上与共产党合作。

  于是,蒋于1948年将我大哥李沛文抓去坐牢。当时,我从四川浇县空军幼年学校毕业,在正式进入空军航校之前每人都有休假一个月,我正打算赴香港与父母团聚。但政训处长通知我,空军司令部扣下我,不得离开四川。我是29期,却将我派到28期一起学飞行,我要求和两广的同学住在一起。我的同学告诉我,上头让他们来监视我。而我弟弟李沛琼在四川空军幼年学校,也是被监控的。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兄弟都在蒋的手中,成为人质。

  而已经来到香港的父亲,毛人凤也准备派人暗杀他。我家附近都住进了特务,另外港英政府也设点监视。但这一切都未令父亲心慌,因为周恩来先生交代地下党秘密保护他,具体的联系人是潘汉年同志。

  为与父亲取得联络,我写了一封密信,放在去香港探亲同学的钢笔筒里,托他带给我父亲。父亲回信告诉我地下党的联络方式。

  到了与地下党约定的那天,我故意提前将学校中山室的留声机弄坏,趁着去修理时骗开了监视者,与地下党人员接上头。我化装成国民党陆军军官,到上海找到地下党联系人,逃离了空军航空学校。

  很快,蒋向各地发出抓我的通缉令,说我驾飞机到延安,还煽动同学去解放区,并带走机密文件三大罪状,抓到要就地正法。

  而此时,我已经由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安排,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货轮,离开上海平安地到了香港。

  “4·12”中父亲曾助共产党人转移

  当我从海上转到香港时,父亲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化装后乘坐苏联的船北上,安全抵达了北京。另外,我在四川的弟弟也逃离了监控。我们七个兄弟姐姐在香港团聚了,大哥也为张发奎所救,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

  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最早创办者之一,与共产党许多领导都是朋友。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电令清除共产党时,父亲曾写下“蒋介石清党”的纸条给共产党联络人看,并且将行动的时间拖延了三天,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得以转移。另外,他们在虎门也请梁淑明先生放走一批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但这次屠杀还是不能避免,这令父亲终生感到内疚。

  在中共领导人中,父亲与周恩来从当年在黄埔军校时结识后,关系就很好。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谅解父亲的过去。周恩来在新中国筹备的过程中,真诚地与我父亲商谈各项事宜。另外,由于父亲爱好围棋、台球,叶剑英、贺龙和陈毅元帅都常来我家和父亲下棋、打球。

  1949年,我的母亲在香港因癌症去世,而此时正在北京的父亲未能与她见最后一面。他此时住在北京饭店,紧张地参加许多筹备工作。

  这一年6月,我安葬了母亲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辗转到达北京,与父亲重逢,开始我全新的人生。我抵达的第二天,周恩来伯伯就来我家看我,并询问我的志愿。我回答说,仍然想从事航空工程或者机械工程专业。于是,周恩来送我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

  1949年10月1日那天下午,父亲穿着那套公家发的中山装,与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而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广场上的学生方队中。而我的弟妹们,则在不远的北京饭店遥望着这个庄严隆重的场面。

  十年后,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去探望他。而周总理自己在病危时,也问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共产党领导对民主人士这种由衷的关怀,让我们深深地感动,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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