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岳用二十年的思考和积累，成就了《谁为人类忏悔》。这本书是作者对青海生态文明的深切呼唤。在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古岳说：“我始终以赤子般的情怀审视高原。”
记者：古岳先生，读完《谁为人类忏悔》后，我的心情没法轻松，因为您的书带给了我太多有关自然生态以及人类自身命运的沉重思考，有人因此将这本书看成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录，您对此怎么看？
古岳：我原则上同意这种说法。
《谁为人类忏悔》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我之所以还要成书，是因为我认为人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青海的生态环境。我试图通过这本书，将我在新闻职业中长期关注的问题，给读者提供一种延伸阅读的可能。
这几年，青海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受到所处地域环境的限制，青海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它的生态环境，不是开发几个项目或是成立几个保护区就能够改善的，尤其是那些已经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有可能永久不会恢复。这让我们看到了青海生态环境保护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也是我要把以前报道过的内容做系统梳理的主要原因，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以前存在的那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
记者：您在《谁为人类忏悔》中从多方面剖析了青海的生态危机，可并没有过多地涉及个人的生态理想，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古岳：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的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讲，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一种科学的结论。其实对很多现实问题，我们都没有找到一个未来意义上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有关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事情最终还需要经得起大自然的考验，在没有完全把握之前，我不敢妄下结论。但在一个普遍的意义上讲，对于青海的环境保护，我们应该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一对矛盾，有其自身的不可调和性。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把速度当成唯一目标。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定要建立在大自然的承受能力之上，你要考虑这样的速度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态承受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我们做远景规划时，一旦意识到有失衡的危险，那么必须要在控制经济发展速度上做文章，宁肯放缓一点发展的速度，也不能走西方国家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
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要比当年那些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严峻得多，这是因为我们正处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比当年严重得多的大背景之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太脆弱了，这片土地对人类文明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抱着侥幸心理，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一旦对青海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恐怕我们便没有补救的机会。
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我想我们应该处理好这样两个关系：一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关系；二是生态立省和生态文明的关系。以人为本绝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科学发展绝不能等同于发展科学技术，生态立省的目标应该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也不是简单地改善生态环境。
青海是我国生态战略的一个高地，青海的生态地位，要求我们采取的一切战略举措，一定要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做更为宏观的审视和打量。
记者：您曾说您是“一次次怀着朝圣般的虔诚”走向青海的大河之源、走向青海的荒原雪山的，青海的山水对于您究竟意味着什么？
古岳：从生态意义上说，青藏高原对我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与对所有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一样的，从内心说，我对青海的山山水水，有着或许比别人不一样的情结，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组成部分。
青藏高原隆起后，形成了我国的地理格局和气候格局，它充当了一个生态屏障的作用。另外，青海是三江之源，三条江河的流域中生活着全中国80%的人口，因此可以说，80%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三江源头冰雪女神的乳汁。这样说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个空洞的概念，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受惠于青海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理应有一种感恩和敬畏的情怀。当你从这个角度审视这片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地奔走之后，它就会在你的内心深处激发出宗教般的虔诚。
记者：不少人认为，您已经完成了从一名记者到一位生态专家的转变，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古岳：我不认为自己是生态专家，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长期关注生态问题的记者，因为长期的关注，我对青海生态环境比其他人了解得相对多一点。我十分热爱自己的职业，我只是把这种热爱变成一种职业的良知，并力求用这种良知守护公众的良知，再力求把这种良知升华成整个社会的关怀，这种关怀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价值。
记者做久了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当你长期关注一个领域后，你会发现你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延续，本质上没什么差别。这就需要你找到一个突破口，让你的创作有一定的拓展和延伸的空间。就新闻工作的特殊性而言，写作在一定程度是机械的，这样的写作对人本身具有的好的品质无疑是一种禁锢和伤害，而这样的品质一旦遭到破坏，修复起来将会和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一样艰难。这就需要你在和新闻有联系的其他领域找到突破，这是我选择散文这种体裁定作《谁为人类忏悔》的主要原因。散文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体裁，我希望用散文笔调写成的这本书，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些人对大自然的态度。
记者：在阅读过程中，最令我敬佩的是您的质疑精神，对于很多生态课题，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您来说，“质疑”意味着什么？
古岳：质疑精神是人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质疑的精神。质疑实际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是一种彻底追问的精神。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在用新的真理推翻旧的“真理”。一个人要有这种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要倡导这种精神，缺少了这种精神，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就会缺少活力，就会缺少探索的精神和勇气，就会丧失创新的能力。
记者：在这本书里，您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对人类发展质疑的？
古岳：在很多时候，我是站在“我”之外质疑的。比如我在写大自然的万物生灵时，我可能是站在它们的角度上对人类的行为质疑的。从大自然的角度上说，人和万物生灵存在的价值是平等的，当你把人放在自然界去打量时，你会发现，人也不过是万物之一。我是人群中的一员，如果我站在人群之中，对人群之外的事情表达质疑是非常艰难的。人类对大自然犯下了累累罪行，可是大自然无告的，我是站在大自然的角度上，对人类表达我的质疑，发出我的控诉，我是在替那些受伤的生灵万物发言，这也是最终的生态文明的显著标志。这本书取名《谁为人类忏悔》，就是出于这样的立意。
我们要还给大自然尊严。这是一个生态伦理学的问题，我想，生态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只有你把宇宙万物都纳入生态伦理的范畴中，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生态坐标。 (作者： 李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