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检索:
 
您的位置: 青海新闻网 / 聚焦青海

分享到:

高擎民族精神火炬 吹响时代前进号角

来源: 青海日报    作者:    发布时间: 2017-03-17 08:39    编辑: 崚子

  ——我省文艺工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专版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承载和表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更记录和引领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

  继我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由中国作协主办、青海省作协承办的中国作协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培训研讨班也在西宁开班,座谈、研讨引发了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乘势而上,积极作为,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江河源”副刊特推出一期学习专版,刊发我省部分作家结合自身创作实际,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与体会,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助推我省文艺界学习活动的深入发展。——编者

  到生活中去,唱出温暖凄美的“花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昭示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文艺最深厚的根基在人民群众中,只有踏踏实实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真诚地爱人民、写人民、为人民,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作家心目中的人民应该比天大,比地广,对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和人民群众爱得真挚、爱得纯粹、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创作才会长上飞翔的翅膀,文学的天空才会更加纯洁、更加宁静、更加开阔。

  为人民而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通过作家的努力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由感情支配的脑力劳动和情感的张扬。所以在确定为人民而创作时,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深浅程度、真挚程度、持久程度,将决定着作家在为人民而写作这条路上能走多远的问题,也决定着作家能不能在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上安身立命的问题。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对人民饱含深情厚谊的作品。作家只有敞开胸怀把一颗滚烫的心交给群众、交给广大劳动人民,沉潜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命和灵魂深处,真诚倾听他们的呼声,真切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真正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向往,创作才有生命和意义。对人民群众的情感忽冷忽热、三心二意、半心半意、真真假假,甚至骨子里瞧不起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的冷暖,就是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也肯定无法真正进入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也肯定无法完美地塑造好笔下人民群众的艺术形象。在这一方面陕西作家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柳青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创业史》,他在乡下一待就是14个年头。14年里,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他把自己的家从西安搬到了长安县黄甫村,把老婆也带过去,在那里过起了一个农民的日子。同时,他把自己的心和感情也带到了长安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变成了一个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变成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完成了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巨著。尽管历史过去了60年,今天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回过头来重温《创业史》,仍然能读出贴近人民群众的体温,能读出真实精微的细节,能读出丰富浓厚的生活气息,更能读出文字之外充盈的、饱满的情感和精神的光芒。

  为什么时隔60年之后《创业史》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除了柳青文学上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大吸收,最关键的一点还是他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生活的全身心投入。

  时过境迁。今天,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人们的价值观随之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作家与人民的情感不能变,对人民的大爱不能变。任何时候,作家都是人民群众的朋友和亲人,永远和老百姓坐在一起,像鱼之于水一样,与普通劳动者触为一体,打成一片,与人民心交心、心连心,真诚为老百姓代言,真诚为老百姓抒写抒情抒怀。只有葆有对人民群众深切的谦卑情怀、深重的血肉情怀、深长的敬畏情怀,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喜人民之所喜、恶人民之所恶,才能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灌入笔头,文学与人民才能越来越近,文学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对人民没有痛切的代言、没有贴心的呈现,任何作品注定了不会获得人民的认同,也注定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正如尼采所说,“其实人和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就越要向大地的最深处扎根”,不彻底的深入,就难以有生活的实感,而只会有虚无的呻吟和呐喊。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的判断者。”文学是一块硬骨头。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品,一定是扎根在现实的土地上,用理想主义的光芒烛照现实。有位哲人曾这样说,最美的花需要最纯洁干净的水灌洒,最动情的故事也需要最纯洁的情感去编织。优秀的文学也不例外。一个有文学良知的作家,既要坚持用现实主义精神关照当代生活,在老百姓中发现让读者眼前一亮、心底一热的真善美,将生活中最质朴、最动情的故事挖掘出来,写得真实饱满和感人,写得契合人心。同时,还要用一个作家的崇高理想和浪漫主义情怀点燃生活,让身陷困境中的人们看见冬天里的春天,用澎湃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感召和引导人们,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人生信仰的灯塔、心灵上升的通道。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接纳作家,肯定作家的劳动。

  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离人民越近,就越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以为人民不懂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人民群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周边的事情,往往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刻,对与自己相似的故事、疼痛和喜悦,最容易感同身受。所以,真实生动地反映当下人民生活的作品、反映他们奋斗精神的作品,最容易打动人心、最容易产生共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创业史》(柳青)、《平凡的世界》(路遥)、《白鹿原》(陈忠实)等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之所以受人民群众的喜欢,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是这些作品反映了人们最真实的生活场景,表达了人们在困境和迷茫中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诉求和内心期盼。

  人民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也是作家惟一的创作母体和最好的老师。本人作为致力于河湟谷地生活和生命情状多种描述的一个乡土作家,时刻关注“转型期”河湟地区农村、农民人文动荡和心理变迁,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观,相继出版了散文诗集《家园之梦》,散文集《坐卧南凉》,中短篇小说集《平常日子》,长篇小说《默默的河》《夜》《泼烦》《十月嫂》《挽歌》等,被业内人士誉为“转型期”河湟谷地一代农民的代言人。

  文学不是高高在上、杞人忧天,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创作之路是无止境的。在文学行进的路上,我要零距离地贴近我身边的农村和农民,潜下去,再潜下去,以一个大地之子的情怀心怀苍生、悲悯大地,以淳厚的河湟乡土和人文情怀,以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心境对抗纷扰多变的浮躁,为河湟谷地的父老乡亲和“转型期”的农村唱出温暖凄美的“花儿”。(李明华)

  不忘初心,梦想远方

  第一次在北京某武警大院里。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在西宁。三次都是学习或聆听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方面的讲话,难得。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如此春风化雨语重心长谆谆以教,可贵。

  作家在创作中需要“找标”和“对标”。通过学习其实就明白了,总书记给作家们“建标”了。我是传统文学的受益者也是传统文学的书写者,我对这个“标”的理解就是:不忘初心,梦想远方。

  坚守文学初心就要搞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为了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习总书记阐释得十分清楚,那就是文艺作品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如群众路线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要求。这是真理,是文学的初心,也是文艺工作必须秉持的“主旋律”和坚守的“正能量”。不可偏废。

  再通俗点说,文学初心就是要讲“人性”,讲“良知”,讲“道义”。

  很难想象,文学离开了人性、良知和道义这样的关键词还会有什么关键词。于是想起自己最初萌发写作的初心,也许是大多数传统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初心,那就是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当然,文学还有其他功能,比如个体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和认知,自我情绪的表达和对世界的个性看法,等等。即便针对这些元素,文学也离不开对“人性”的深掘和“魂灵”的阐释。因为,我们是在以人为根本这一前提下才生发诸如感觉和意识的能动。我们怎么也不能规避我们做为“人”的这一基本概念。所以说,文学是对人性的最基本的阐释和表现。

  对于传统文学所弘扬的坚持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我不想搬弄过多的文学理论做解释,那没意思。我也不想做文学理论的“搬运工”和一些文学术语的“朗读者”,那不是我干的事。我只是坚持自己最初出发时候的感觉,头顶阳光,满怀春风,奔向远方。

  人已中年并坚持文学梦想二十多年的我近期被两件小事震动。

  去年在北京参加全国作代会,会后跟鲁院师生小聚。玩摇滚和朋克精神的黄同学酒后哀叹道,老曹啊,你怎么去写剧本呢,你吃不起饭吗,可惜了你的文学武功。她不屑的口气和为我丧失文学气节而心疼的模样,让我至今都缓不过神来。其实在学校我与她并无多少交集。我也不知道,用薄薄的唇线抿着香烟半眯的目光越过所有男生头顶眺望那不太蓝的蓝天的她居然使用艺术理想的标尺在度量我,裁决我。尽管我并不赞同写剧本就丧失文学气节的观点,但我还是为这句话温暖。

  还有一件事。前不久,上高一的儿子突发神经地写了一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又突然要写一个长篇。看了儿子的短篇,我无语了。再看完他长篇的架构和人物设置,我沉默了。我并不是想表扬他。因为他,我知道作为两代人对待文学和使用文学的差异有多大了。不仅出发的路径不一样,抵达的目标也不一样。我深感传统写作之局促和困窘。文学已经被互联网完美切割,世界所有的“墙”都已经被推倒了。假若还固守有些所谓的文学“真理”,还依然以“传教士”和“圣父”的面相和口气混迹文学江湖,我们就真成了那个穿着“新装”的皇帝。

  两件小事给我醍醐灌顶:一是已经在文学路上半老不少的我,要是不坚持文学理想并走向远方是要遭人不齿的;二是,若不进行智力进化和思想提升,依然在陈旧的腔调里自弹自唱自娱自乐,我这所谓的作家身份将会遭遇严重尴尬,并无地自容。

  我注意到了危机的存在。这危机是我纯肉体的,也是我作家身份的。我要努力找到钥匙。从进化论讲,埋葬是进步的标志。文学的发展史就是埋葬与反埋葬不断斗争的历史。有些被埋葬了,长出新芽,有些坚若磐石,历经风雨而弥坚。

  当然我跟很多人一样不甘心被埋葬。但我绝对不会把自己耸立成一座假山的模样,遮蔽住自己,也遮挡住别人。作为身在高原心怀高峰的文学人,一定要舍得和敢于突破有些壁垒,有些屏障,有些人为的假山,不然,将永远只是身在高原,而文学却在低海拔徘徊,更何谈文学高峰。自欺欺人、自我安慰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看清问题和症结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梦想远方。(曹建川)

  用心捕捉生活之美,不辜负这个时代

  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有一段话让人难忘:“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

  我时常感叹生活比小说精彩,作为一个生长于农村、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基层的写作者,我见证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包围农村的进程,经历了沉重无奈的下岗。当曾经出生的农家小院不复存在,当“中央国际”四个大字醒目又抢眼地出现在院址上方,当我和无数人一起体验理想的幻灭与生存的艰难,当理想、尊严等等被践踏和蹂躏,所有这些过程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都值得我去书写。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东西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这不是才华,而是勇气。”

  我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过,向着崇高理想攀登时个人坚守的必要性。如今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说的“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更加坚信只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当我从诸多微弱的杂相进入,设计出《我不说》中靠捡破烂生存的哑巴、《我把蒋之菡丢了》中给富二代当保姆的小江、《鸽子的羽毛》中站大脚的耿鸡换、《给你柴油一万吨》中一次次面临失业的小靳和“我”、《饥者饕餮》中孤苦无依的陆马、《绽放》中被欺凌和侮辱的小矮人李海山、《暗蚀》中在现实面前倍感无力的桑青、《飞翔的日子中》在城市节节败退的肖蔚……等等类类,我将目光投向身边每一个在漂浮的状态下以挣扎的方式生存的个体,努力想透过生活的庸常,抓住痛点写作。

  我出生的地方,离一个名为柳湾的村落不远,在几十公里外另一个同样名为柳湾的地方,曾经出土了大量“流成河”的彩陶。彩陶是我们的先民勤劳的双手与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彩陶的制作,需要孩子般的色彩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而对彩陶图案与形制的解读,加之其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美和神秘感,更使这个解读的过程充满了诗意之美。

  说到彩陶,我想起了很多年前读过的一篇小说,内容和故事情节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小说中有一个比喻至今记忆犹新。这个比喻把生活中的女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瓷器,有着娇美的容颜,柔软的腰身,纤细的双手,琴棋书画样样皆能,有着精致而诗意的人生;另一种是陶器,面容寻常,双手粗糙,腰身臃肿,劳作终身,有着艰辛又平凡的一生。

  这种瓷器和陶器的比喻,仿佛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在这里,分上下高低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这两种器物都不可或缺,在创作中不分伯仲。

  我个人以为,陶器,是灵魂最接地气的形制。

  当我们置身于“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建设大潮中,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向下钻探的勇气,而在这种向下钻探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努力具备陶的品质:厚重、大气、包容、淬炼。要像来自泥土的彩陶一样,要努力接地气,创作出真正与我们生活的土地和时代紧密相连的,具备时代人文精神的作品来。

  过程二字,说起来远比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体验简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对一己悲欢的刻意放大和渲染,绝不能无视眼前人、身边事,不能假装生活在别处,怀着激情和理想的同时还要心怀敬畏踏实创作,要吃得了苦、沉得下心,要努力做生活的有心人,用心捕捉生活之美,不辜负这个时代。(雪归)

  批评何为?

  今年2月17日,我们《江河源》副刊推出了一期农民作家武泰元纪念专版。在组织专版的过程中,我们约到不少纪念性文章,可是约不到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武泰元去世之前,出过中短篇小说集《磨洗人生》《苏醒的山谷》等作品集。留给我们大家阅读的时间足够充分,但是环顾左右,我们还没有一篇结结实实评点、研究这位就在我们身边的农民作家的评论。我自己的书架里尽管也放着他的作品,但我一直也没有读过。因为组版的需要,我急来抱佛脚似的快速浏览了几篇,阅读后的感觉是与身边的好作家、好作品失之交臂了。换一种说法,就是为了追寻远方的玫瑰,忘记了身边的蔷薇。

  坦白地说,武泰元的文名并不是借着他的农民身份和他残疾人的身份换来的,而是凭借着他不俗的小说功力,他无师自通的文学悟性换来的。他的文学创作价值,借用老作家王文泸先生第一时间写下的文字——我视之为一篇精到深刻的微评论,来管中窥豹:

  武泰元走了。他是个终生未离开乡土的农民作家。他亲身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青海农村所有的变迁,感受了变迁中的悲喜与甘苦。他具有别的作家不能比拟的直接生活经验。他的作品是值得信赖的文学记忆。他无需刻意去“接”地气,地气就在他作品里蓬勃生发。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武泰元所感也深,所思也痛,所爱也纯。他的作品是穷人的歌唱,弱者的微笑,乡土的叹息。

  王文泸先生言简意赅的评论,直接回应了习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个重大问题,王文泸先生还涉及了作家与土地,直接经验与创作,关注底层的价值导向等等重大的创作问题。不过令人愧疚和汗颜的是,面对这样一位值得关注、研究的本土作家,他那夯土一样厚实的小说世界,我们评论的声音不但是微弱的,甚至是缺席的,再说得严重一点,我觉得我们的评论患上了失语症。

  为此,我开始反思我们整个的文学批评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和一件件作品、一个个作家如影随形,共生共存。很难想象没有了批评的文学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假如孔子不去谈论《诗经》,钟嵘、司空图、刘勰以及很多很多的文人不去评诗论赋,金圣叹不去点评《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这些“六才子书”,脂砚斋不去批注《红楼梦》,那么,再经典的作品,也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没有响应、没有喝彩、没有棒喝的存在,是没有互动和感应的木乃伊。可是,文学走到今天,面对风生水起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目前文学批评的生态,正在遭受着一些精神的雾霾。是一些什么样的乱象呢?《人民日报》曾刊发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金春平一篇学习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可谓直戳要害:“在商业化语境下,许多文艺批评成为对个体利益心照不宣的精致维护,文艺批评对人文思想和艺术法则的捍卫,正渐渐败北于商业营销和人际关系的无形之手,这也许是文艺批评屡遭作家和读者双重遗弃的真正原因。”

  这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批评完全变成了圈子批评、人情言说,变成了一个一个文学的山头,变成了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江湖码头。许多文坛的腕级研究者,眼里过来过去只盯着少数几位势头正猛的作家,对于自己批评视野范围之外的作家和作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浸透到骨子里的,完全是一种无羞无耻的势力做派和心照不宣的功利考量。这种恶劣的学风之下,大量优秀的作品被边缘化,批评形成的巨大盲区,遮蔽了文学中不断新生的力量,滤除了众多的文学存在。

  面对今天这个文学繁殖力巨大的时代,面对每天、每月、每年诞生的海量级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我们的批评确实遇到了空前的挑战,批评家和一些批评机构处于应接不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最大的一个作用或功能就是通过诚实细致而又不带偏见的过滤、筛检,把真正优异的作品找出来。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学者钱钟书的一种批评方法,那就是“悟稀赏独”,他的原话是这样表述的:“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这种批评的眼光,不但眼里看到名家的杰作,更要从不受人们重视的一些作家那里,发现他们有价值的作品,发掘出这些被冷落、被漠视的作家的意义,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文学地位。这种发现的眼光是需要摈弃了偏见、盲点的大胸怀,需要诚实和良心。

  我这里还想有感而发的一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批评,我们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考量我们的文学,用西方的一套文学标准来说短道长,好像一场场西方人出声、中国作家表演的双簧。结果,那些没有西方理论元素和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作品,屡屡受到打压、讥讽,最后就是埋没。像武泰元这样的乡土作家,在西洋镜的照耀下,自然土得掉渣,没有洋气息,仿佛就是一个落伍的样品。这里透露出我们在文化上过分的崇洋媚外,导致我们文学创作理念上的自卑和不自信。(马钧)

相关新闻↓
[ 打印 ]
关于我们 | 法律顾问 | 广告服务 | 联系方式
青海省国际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青海新闻网
未经青海新闻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E-mail:webmaster@qhnews.com 新闻登载许可国新办[2001]55号 青ICP备080001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