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闻网·江源新闻客户端讯 “以前调解矛盾，没执法权，跑断腿也未必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党建引领的新机制，公安、市场监管、司法力量跟乡镇党委拧成一股绳，再难的事也能啃下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综治中心干部的感慨，道出了当地基层治理的深刻变革。

　　　　今年以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聚焦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将破解乡村治理各自为政、部门联动不畅等问题作为重点攻坚方向，以党建为总牵引，在试点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司法所所长兼职乡镇党委副书记基础上，全面推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1236”工作机制，通过“赋权执法+下沉执法+委托执法+一体管理”综合执法体系，着力提升“乡镇治村”效能，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劲动能。

　　力量下沉到“点”，立柱架梁筑牢治理根基

　　“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聚居乡，如果矛盾不及时化解，小纠纷可能变成大问题。”这曾是大通县良教乡干部最忧心的事。破解这一治理痛点，大通县的突破口是“党建牵线、力量下沉”——选聘派出所所长“点对点”兼任乡镇党委副书记，明确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协调联动机制、优化执法服务流程等6项职责，让公安力量与乡镇党委“同频共振”。

　　在良教乡，这一机制催生出“三级联动”治理体系：乡党委牵头，村“两委”与民警包户，农村党员“敲门”。在此基础上，“老马调解室”应运而生，将“警治+法治+民治”拧成一股绳。曾经因矛盾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村民，如今常在调解室门口拉家常；不少群众笑着说，这里成了“变脸调解室”——来时怒气冲冲，走时心平气和。这一创新，让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矛盾化解时效显著提升。

　　史家庄派出所所长刘永彬兼任桥头镇党委副书记后，创新探索工作流程、任务分工等重点内容，形成“163”基层治理工作法，矛盾调解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显著提升。“自从马辉武、刘永彬两名所长担任兼职副书记以来，有效解决了社会治安、矛盾调解等基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为我镇平安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桥头镇平安建设负责同志说。

　　桥头镇则以“党组织联动”“支部建在网格上”等创新举措夯实根基。全镇划分134个综合网格、23个专属网格、693个微网格，选配35名网格指导员、134名网格长、203名兼职网格员，还有1116名单元长、楼栋长、联户长联动发力。“网格党支部就建在群众家门口，党员带着服务菜单上门，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乡镇。”该镇党委书记韩少君说，老百姓的诉求解决了，群众满意度也就高了。

　　从派出所所长兼职副书记到网格党支部全覆盖，大通县以党建为轴心，将治理力量精准下沉到最末梢，让基层治理从“单打独斗”变为“协同作战”，筑牢了治理的“四梁八柱”。

　　权责凝结到“线”，协同联动增强治理合力

　　“卧床多年，想改营业执照比登天还难，没想到干部上门办好了！”长宁镇韩师傅的激动，源于大通县在党建引领下对“权责线”的精准梳理。针对基层“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困境，该县以“有诉必应马上办”为抓手，建立“点单—派单—结单”闭环流程，推行“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让“乡镇吹哨、部门报到”成为常态。

　　韩师傅的营业执照变更需求，经村网格“点单”后，镇党委立即“派单”给市场监管所。第一时间上门办理手续，当天就把新执照送到韩师傅手中。“以前跨部门协调要层层请示，现在党委牵头，一个会就能定分工。”长宁镇党委书记李长荣说，今年以来，该镇通过闭环机制已解决跨部门难题10件。

　　塔尔镇的净杂清源专项整治行动，更显联动威力。兼职党委副书记、大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塔尔监督管理所所长马天贵在日常工作巡查中发现镇域内违规清洗动物内脏行为后，当即向塔尔镇党委、政府汇报，镇党委经商议决定围绕食品安全突出风险整治目标，联合生态环保、市场监督管理、城乡综合管理执法等六部门联动，对肉制品屠宰、加工、销售全链条开展净杂清源专项整治行动。他们将整治目标拆解为3个村、4个重点、10个检查小项，通过突击检查、集中打击的方式，共计处理关停4处违规食品加工经营场所。还溯源追查供货销售渠道，从根上守护群众“舌尖上的食品安全”。马天贵说：“以前查处违法加工，市场监管缺强制力，公安缺专业认定，现在党委统筹，执法效能翻了番。”

　　权责在党建引领下拧成“合力线”，让基层从“各管一段”变为“协同攻坚”。大通县通过该机制解决多件长期积压治理难题，群众诉求响应率、办结率均有所提升，真正实现“一线事基层办，基层权给基层用”。

　　有效覆盖到“面”，“三治融合”夯实治理基础

　　“基层治理法治化，关键在党建把方向、聚合力。”这是景阳镇兼职党委副书记、司法所所长乔延寿的工作感悟。作为乡镇党委班子成员，他协助镇党委书记将法治建设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牵头成立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法治建设新格局。

　　在乔延寿推动下，景阳镇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预警、调处、回访一体化工作机制，打造了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民调解队伍。同时，积极培育“法治志愿者”队伍，退休干部、教师等力量纷纷加入。“以前调解靠‘人情’，现在靠‘法理’，群众更信服。”乔延寿说。

　　这是大通县推进“三治融合”的缩影。该县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自治、法治、德治。高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强化法治引领、源头治理和风险防控，扎实推动“法治乡村”建设。聚焦征地拆迁、家庭纠纷等重点领域，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推广“流动调解”“线上调解”模式，提升调解成功率。落实“一案一策”，对重大矛盾实行领导包案、跟踪回访，防止矛盾激化升级。通过源头治理，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指导村（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培育“法律明白人”和“法治带头人”302人，实现村（社区）法律顾问配备全覆盖，切实增强群众自治能力。

　　大通县以党建为“金钥匙”，从力量下沉到权责协同、从局部突破到全域提升，通过深化“1236”机制、推动执法力量“县管镇用”、强化乡镇党委对治理资源的统筹，促进“块块治理”与“条条执法”顺畅联动，实践印证：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能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充实更有保障。

　　（来源：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