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河湟古羌人创造了驯养藏犬这一世界奇迹，由于藏犬要比野羊、野牛表现得更为出色，所以其驯养的难度要十倍于驯养野牦牛、野羊。我们知道，未驯化之前的藏犬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一种猛兽，以野牛、野羊为食，与狼极相似，“青海产者佳，大者高二三尺，形狰恶。”(《贵德县简志》)根据文物普查资料来看，比卡约文化要早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除民和地区外，主要分布在河湟川谷地带，很少涉足到支流腹地和浅山地区。而卡约文化则不同，已进入到河湟流域的各支流腹地和浅山地区发展，并通过河湟流域向青海湖沿岸和浩门河及黑河地区发展，最后进入青南高原。从史料上看诺木洪文化遗址就在柴达木盆地，而且《禹贡》和《后汉书·西羌传》也都记载了羌地的逐渐扩大。《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就这样，当河湟羌人为了驯养牦牛和绵羊寻找更好的牧养地，开始逐渐向青海高原腹地移民时，与未驯化的藏犬发生了争斗，结果藏犬被善于驯养动物的河湟古羌人所驯服。

　　我国先秦文献《尚书》和《左传》中都有关于藏犬与西羌的记载，当时称藏犬为“獒”。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有：“公嗾夫獒焉”，晋灵公打口哨令凶猛的獒犬去攻击赵盾；又有《尚书》云：“西旅贡獒”；且《周书王会》亦云：“渠搜献鼩犬”。“西旅”、“渠搜”皆亦西羌之地也。《山海经》、《淮南子》、《说文》也都记载有“羿杀猰貐”，就是说羌人放出獒来伤害羿。藏犬“较常畜尤壮大狞恶”(《丹噶尔厅志》五卷)，杀伤力极强，且只识主人，只听主人的命令，若听从了主人的命令，就会向敌人猛扑过去，不畏刀棍，死不退缩，其下场只能被赵盾“捕而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河湟羌人对藏犬的重视程度，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上孙家寨发现的大型墓中曾葬有整狗一只就可窥见一斑。(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转引自《羌族史》)“青海地区的草场资源主要为草甸草场、草原草场、沼泽草场和灌丛草场，其中以草甸草场最多，占全省草场面积的49.44%。草高多在10-20厘米间，植被覆盖率75-90%。其次为草原草场，占25.62%。草高20-50厘米，覆盖率30-60%。由于植被覆盖率较低，游牧民如果密集地生活在一起，就会使生产发生困窘，只有分散放牧，才能保证足够的食物来源。分散放牧的结果，使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少了，而与家畜接触的时间大大增加。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松散，人往往处于孤独的境地。相反，当人与家畜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家畜打交道时，家畜在生理现象上表现出的与人的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它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更多的‘灵性’，让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看成是与人有着同样‘灵魂’的个体。”(李智信：《试论马家窑至卡约文化经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故而，由于先秦时期处于自然游牧经济阶段的古羌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能力弱小，藏犬在防止野兽的袭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无形中就降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使人们容易在本质上把人和藏犬对等看待，因而他们是把藏犬视为珍宝的，否则不会在大型的墓葬中发现整狗一只，更不可能给其佩戴铜铃。此时，藏犬在古羌人的畜牧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犬已成为其守家、御盗、捍卫人畜的得力家犬。“防盗最为得力，故番人有以一马易一犬者，资其用也。”(《丹噶尔厅志》第四卷)时至今日，在青藏高原的茫茫大草原上，牧民如果没有藏犬，其牧业生活则是不敢想象的。

　　河湟羌人能把凶顽的野兽驯养成为忠勇的家畜，的确创造了人类驯兽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