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随着益州地区在梁末入北，特别是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地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地位不复如前，丝路干道离开吐谷浑地区、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昆仑玉贸易之路，自然也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浑民族和吐谷浑地区在隋唐两代，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仍然与丝路贸易有着重要关联。
发现于吐鲁番的一件粟特语地名录(T.ii.D.94)，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些地名自西而东分别是：扶菻、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 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和薄骨律。[35]其中萨毗、吐蕃、吐浑都在今青海境内，吐浑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浑民族。
考古学证据也显示，唐代的青海境内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和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丝织品、陶器、木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珠饰、皮革制品和木简牍等。根据许新国先生对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风格丝织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说，外来文化特别是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对青海境内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等民族，存在着很深的影响，也直接证明了丝路青海道的持续繁荣。可是，都兰吐蕃墓出土物中没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笼罩下的青海地区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尽管史书记录唐宪宗和唐文宗时吐蕃“朝贡”物品中有“玉腰带”若干[37]，但比起稍后来自河西归义军及甘州回鶻贡品中的“团玉”[38]，数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显然，隋炀帝以后，尽管西北地区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响，但由于中原与江南归于统一，丝路干道的东端直指长安与洛阳，河西走廊的传统地位便恢复了。（作者：罗新）
[1]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史学杂志》，48编，第11、12期；中译本，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2]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32-141；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四辑，1986，页145-152。
[3]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04-117。
[4]初仕宾：《丝绸之路“羌中道”的开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页19-31。
[5]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页105-110。
[6]这里提到的昆仑玉，包括产于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河上游以及莎车叶尔羌河上游的各种软玉。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软玉产地。
[7]栾秉璈：《中国宝石和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11-121。
[8]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43；殷晴：《和田采玉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4年第3期，页77-84；程越：《古代和田玉向内地输入综略》，《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页36-42。
[9]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页125-145。
[10]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载林著《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页3-10。
[11]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下），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页87-98。
[12]本文引述《拾遗记》，用今人齐治平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1-192。
[13]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70册, 页645；齐治平点校本《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2。
[14]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载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86。
[15]据《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封吐谷浑酋长慕延（即慕利延）为河南王。此后齐、梁维持了这个传统，到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最后一次遣使南朝为至，河南国的称号保持了至少一百年。
[16]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陈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页279。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页80。
[18]张读：《宣室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2703），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51。
[19]《太平广记》卷四百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页3229-3230。
[20]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1553），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1。
[21]我于1999年夏，在青海省博物馆观赏过一个由青海省文物商店收藏的玉马。此前我曾在青海省文物处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编写的《青海文物》上见到过照片图版（图版157，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说明文字见页157）。高12厘米，长18.5厘米，玉质为青白玉，是1987年的征集品。这枚玉马雕琢浑朴，头大腿短，卷尾回首，透着朴拙的苍然古意。虽然是征集品，但从玉马全身的深褐色土沁看，应当出自地下。可惜已无从获取其原始出土资料了，判定时代的依据就只剩了器物本身。博物馆展出时定为唐代器物。但是，在现有的出土唐代玉器中，还没有发现玉雕的马，动物玉雕中除了葬玉类的玉猪和装饰类的玉龙等，艺术品一类只见有玉牛、玉羊，参见曲石：《唐代玉器》（《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页88-99 ）。这枚玉马如果属于唐代，那么就是特例。由于玉马的玉料显然是和田玉，我想了解玉料与玉器间的关系，即玉马是否由邻近的和田或古代青海本地所产；当然玉马由内地雕成再输入青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玉马的时代向前移一点，即南北朝隋唐之际，那么，它与吐谷浑的关系怎样？
[22]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40。
[23]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316-339。
[24]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页252。
[25]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页288。
[26]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页188-191。
[27]栾秉璈：《怎样鉴定古玉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页134。
[28]余太山：《 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页129-135。
[29]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白兰于阗间之交通线”，中华书局（上海）1948年版，页5-7。
[3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346。
[31]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与李心传《旧闻证误》合印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46。
[32]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84。
[33]李吟屏：《佛国于阗》，页150-151。
[34]杨伯达：《番人进宝玉带板》，载古兵选编《珍宝鉴别指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页13-18。
[35]W. 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这些地名中包括高昌、吐浑在内的五个，是由林梅村识别的，见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载林著《西域文明》，页68-79。
[36]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页31-45；《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页3-26；《青海都兰吐蕃出土太阳神图案织锦考》，《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页67-82。
[37]《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条及唐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条。
[38]《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后梁太祖乾化二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后唐闵帝应顺元年及后晋高祖天福三年，有河西地区曹氏归义军与甘州回鶻仁美可汗进玉的记录。称“团玉”或玉若干团，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