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每年给予党纪处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6%。，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和司法机关直接作刑事处理的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0.17%。。查办违纪案件，是惩治腐败和端正党风政风的重要措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查处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取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有力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保持查办案件强劲势头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保持了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突出查办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尤其是中央严肃查处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充分表明，无论腐败发生在哪个地区、哪个部门，无论腐败分子其职务有多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决不让他们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发生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中的严重违纪案件，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案件的重中之重。几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办了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案件。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江苏省委组织部原部长徐国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等均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查办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针对一些重点行业和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重拳出击，毫不手软。在交通部门，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河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等人皆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办。同样，在金融系统，在公检法系统，一批身居高位的违纪违法人员也被绳之以党纪国法，不仅起到了震慑之效，也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进一步扭转了风气。
坚决治理商业贿赂，既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反腐败的重要内容。对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查处。从2005年8月到2007年7月，全国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2.8万件，涉案总金额66亿元。六大领域和九个方面的案件1.7万件，占总案件数的63%，涉案金额44亿元，占总金额的66%。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鸣放、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李春禄、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均因涉嫌商业贿赂而被查处。
随着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等犯罪分子被成功遣返回国，我国与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共同打击腐败行为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粉碎了腐败分子妄图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此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积极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海关、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等的协作配合，加大了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赃款赃物追缴力度以及对携赃款外逃公职人员的追逃力度。
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不光查处大案要案，十六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把查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办案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查办直接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违纪违法案件，狠刹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严查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对违法药品广告的打击力度，对极少数医务人员收受“红包”、部分医疗机构乱收费等行为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驻卫生部纪检组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维护了群众利益。
——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以严查“苏丹红”事件、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齐二假药事件等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为代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惩处了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分子，保障了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严厉查处教育乱收费行为，着力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严肃查处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突出问题，保证中央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严肃查处环保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还百姓碧水蓝天……哪里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护佑“触角”就伸向哪里！
发挥查办案件治本功能
治标，更要治本。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坚决严惩腐败分子的同时，十分重视深入分析典型案件，把查办案件与加强廉政教育、推动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监督、促进综合治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治本功能，从源头上防止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注意选取一些典型案件，收到了“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注意发现案件的发生原因以及规律特点，揭示腐败滋生的深层次原因，对发现的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的弊端和薄弱环节，向发案单位提出整改建议，向有关部门提出完善制度的意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此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促管，发挥防范监督功能。在严肃查处了一批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后，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违规投资入股煤矿问题较普遍的现象，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有关部门作出专项部署，集中力量治理，成效明显。而《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也是中央纪委根据这些年来查办案件中遇到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新情况、新特点而制定的，进一步规范了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及时解决了当前办案工作中亟需的法规政策依据问题，教育、警示作用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