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核物理泰斗。
他是中国唯一享有“金博士”荣誉的科学家，他是中国“863计划”的4位介导者之一
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同志对王淦昌等4位老科学家建议的指示，通过认真全面的分析论证，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10年过去了，我和王淦昌老先生有过多次接触，这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明天要去广州出差，让我赶快去拿照片，我气喘吁吁地一进他的家门就冒了一句：“您都快90大寿了，还跑那么远?”
王老风趣地说：“我现在是89.5岁。今年我还去了一趟哈尔滨，出远门没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所以我不怕吃苦，坚持锻炼，身体一直很好。就是小时候爱看三国、水浒那些小说，把眼睛看近视了。”
坐在王老身旁的吴月琴女士，静静地听我和王老交谈，使人有一种直觉，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她个子不高，一身深蓝色的衣服，朴实热情。她看看墙上的表，用浓重的江苏常熟口音说：“我该去做饭了。”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她，92岁高龄的老人，居然还能下厨掌勺，不能不使人佩服这位勤劳一生的东方女性。如今她和王淦昌已经携手走过了白金婚。
“她不懂科学，只会切菜。”王老乐呵呵地说：“她只上过小学，看报纸还行，不会写字。但她可是全力以赴支持我的科学事业呀！”
从“孩博士”到“金博士”的艰难奔波
1984年4月18日，联邦德国驻华使馆。
西柏林自由大学校长黑克尔曼教授代表西柏林自由大学庄重地授予王淦昌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
这个被德国人趣称为“金博士”的荣誉，是专门为获学位50年后仍站在科学第一线的科学家们设立的。
王淦昌是享有这一荣誉的唯一的中国人。
黑克尔曼校长称他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卓越科学家，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骄傲。
王淦昌接过荣誉证书。在他遥远的记忆里，27岁他就成为物理学博士，当时人们都称他为“BoyDoctor"(即孩博士)。
他摸了摸自己满头的白发：这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
1930年，他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从师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内。
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就在柏林郊外一个名叫达列姆的小镇上。大城市的喧嚣，现代生活的繁华与这个宁静的学府几乎毫不相干。
当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迅速发展。
他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因实验室的大门晚上10点就关闭了，他常常要翻出围墙回到自己的宿舍。1933年，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此时，希特勒篡夺了德国政权，开始推行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专政。推行排犹政策，迈特内教授因为是犹太人，不能在柏林大学任教，只可在化学研究所内作研究。王淦昌看到导师的艰难处境，感到德国的窒息，他无法继续沉浸在实验室和书本之中了。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时，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见到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夫唱妇随，共铸爱国之魂
他踏上祖国的土地才发现，祖国母亲身上遍体鳞伤。他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1939年2月5日，日本鬼子的18架飞机向浙江大学校舍投掷炸弹118枚。
浙大的师生们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国运动。群众积极抗日的热情，深深打动了王淦昌，他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块儿沿街挨家挨户宣传抗日，进行动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到了大量废铜铁，用来制造抗日枪炮。王淦昌回到家里又和妻子商量：“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不能投笔从戎，去打日本侵略者，但我们可以捐出钱财去买武器来打日本鬼子。”吴月琴点点头，她理解自己的丈夫，支持丈夫的行动，她拿出了他俩结婚时娘家陪嫁的全部金银首饰，连同家里的所有积蓄统统交给丈夫捐献抗日。仅银元就有10来斤重。
浙大迁到遵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治学环境，王淦昌有机会大量翻阅资料，收集能够收集到的国际上有关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法和结果，这些结果都只是支持中微子存在的假说，而没有一个能确凿地证实中微子存在。王淦昌经过归纳分析，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写出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于1942年1月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PhysicsReview)。这是一篇极有创见性的文章，引起了实验物理学界的极大重视。这也是早期验证中微子的著名实验。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来到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他们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1960年王淦昌宣布，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粒子→反粒子对称性的认识，也是联合所少数几个重要发现之一。
就在王淦昌专心致志于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工作时，妻子吴月琴来到他身边。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尤其在那尚属封闭的五十年代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吴月琴来到杜布纳，她一如既往地对丈夫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她勇敢而认真地向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俄语，从1、2、3开始到必要的对话，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王淦昌的儿女们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
为祖国隐名17年
1945年，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做出中国前途与命运决策的时候，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进行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从此那里被称为死亡地带。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认识核武器这个可怕的怪物，是从广岛和长崎开始的。同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用B-29型轰炸机，把仅有的两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和长崎。灾难顷刻间降临，建筑物在闪光中燃烧，在冲击波下倒塌，两座城市化为废墟。
当时巨大的杀伤武器原子弹是怎么回事？国人不清楚，浙江大学的大学生们也都不清楚。
王淦昌教授应邀作了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
当先生的万万没想到，19年之后，他和他的学生们参与研制的原子弹在祖国大地上爆炸成功了。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4年任期届满，匆匆返回祖国。当时国家正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王淦昌的家也和人民一样，要勒紧裤腰带，然而他却把在国外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国家。尽管吴月琴要精打细算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可对丈夫的行动却大力支持。
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1961年4月1日。
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
这时王淦昌已经猜到八九分是什么事了。
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它决定了王淦昌这位早在四十年代，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大事记，就已将其列入之中的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王淦昌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已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他创造了世界第一，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改名为“王京”。
为中国的“两弹”，王淦昌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许多国外的科学家都在猜测，王淦昌究竟在研究什么?从那时起，他的足迹从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着大漠的驼踪，走向罗布泊蘑菇烟云腾起的地方。
王淦昌和我们的科技大军用汗水赢来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王淦昌和众多核科技工作者的奋力拼搏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这之后，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他为国提出了“863”计划
目前“863”计划有力地推动着我国高科技的发展。王老就是这样，以他那博大精深的头脑、机警敏锐的目光、高瞻远瞩地去预见未来，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技献策。王老说：“863"还要充分发挥、调动更多的部门、更多的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吸引在国外从事高科技研究的科技人员回国交流，沟通信息。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更多的措施，鼓励在海外工作的科技人员能经常回国开展科技交流，促进祖国的科技事业更快发展。
王老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科学家。他的科研成果在祖国的科学园地里开花结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他却永不满足。他常常引用牛顿的话：我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边上捡贝壳的小孩，“牛顿尚且如此，我充其量是海水中的小水花而已。”所以，他常常念叨要抓紧时间多做些事情。他把每天的内容都安排得很满，在他的客厅里，寝室的书桌上，到处都堆满了科学文献、资料、著作，小本上记满了他要处理的事情，他还有许多新的想法要实现。我不得不惊叹他有一个好身体支撑着他紧张的科学研究。
那边厨房里往外直冒香气，在香气中我们似乎感到这个家庭深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现代人眼里看来似乎有些太传统了点，可是有着高深学识的王淦昌教授深爱着他美满的家庭。王老笑呵呵地说，“这一辈子我都没管过柴米油盐。随着一个个科研成果问世，五个儿女也早都从大学毕业工作了，这都是老伴管的。不过我要是有空在孩子身上多下点功夫，他们还会更出色的。”（作者：马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