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距离接触“核弹文物”
蘑菇云模型成为展览的亮点之一
随着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全面退役，昔日曾为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许多科研仪器、设备，也一件件被解密展出，公开展示在展览馆、博物馆里，这些仪器、设备已成为展馆里的珍贵文物。
在展览馆里，300多幅珍贵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当时科研工作者在戈壁滩上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其中“三顶帐篷”“防寒四大件”“我愿以身许国”等珍贵资料照片常常让参观者感动得落泪。
神秘楼变成展览馆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西海镇上，有一幢由红砖砌成的三层楼房，这幢楼房与今天西海镇上众多新建的高楼相比略显低矮、陈旧。不过，这幢楼对我国首枚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原子弹的设计、精确运算、科研数据等尖端科技都是出自这里，它就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科技楼”。
昔日对这幢楼的警戒和保密非常严格，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形容并不为过，同是在核基地工作的科研人员，没有特别通行证休想靠近这幢楼半步，即使是同在这幢楼工作的同事，没有“特批”也不可能进到别人的工作间。在当时，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神秘“禁区”。
随着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全面退役，这幢“神秘楼”已被揭开神秘面纱，向人们展现其真实的面容。现在这幢楼已改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展览馆，从这里人们能从容地了解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在当时的“最困难时期”“最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研制成功的。
蘑菇云也有复制品
走进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展览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在展厅右侧的两朵“蘑菇云”，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时的模型，在“两朵云”的右下方，摆放着一颗型号为A2923、按一定比例“复制”而成的原子弹模型。在展览馆里，这三件“惊世之物”是最能吸引观众眼球的展品。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炸响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的沙漠深处升起的就是这朵“蘑菇云”。两年零八个月后的1967年6月17日清晨，中国第一颗氢弹在大漠深处炸响，两声巨响至今仍让中国人扬眉吐气。这些震惊世界的响声中，凝聚着成千上万科技工作者在戈壁滩上隐姓埋名、自力更生的智慧和汗水。
在展览馆的第三展区，有一台看似音乐调频设备的仪器常常让观众流连忘返，它就是我国首台国产电子管手摇计算机。在当时用它运算一组核弹科研数据，大约需要半年时间，而现在运用当今先进的计算机运算同样的数据，只需一小时即可完成。虽然这台电子管手摇计算机与现在的高配置电脑无法同日而语，但它也是为成功研制首枚核弹立过赫赫战功的“功臣”之一。
如同这台手摇计算机一样，许多昔日为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精密仪器、科研设备，如今已成为展馆里的珍贵文物了。例如，首批从广西开采来的铀矿石、音频振器、精密电表、防化面具、303型电流测仪器等，都已成为我国首枚核弹诞生过程的见证物。
大困难考验科学家
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之初，最先进入金银滩草原戈壁的科研工作者就是从“三顶帐篷”开始起家的，首批“开拓者”在茫茫戈壁滩上凭着三顶帐篷艰苦创业，最终建成了中国“原子城”。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实属不易，仅是这里恶劣的气候，就时常考验着科研工作者们的身体和意志。这一点在记者来到中国“原子城”采访时就感受深刻，第一天记者抵达金银滩草原时，这里还是阳光曝晒、气温蹿到40℃，可转天这里竟下起鹅毛大雪，并没有带上冬衣的记者冻得瑟瑟发抖。
当时，为了应对那里的恶劣环境，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进入攻坚阶段时，凡参加攻坚战的科研人员均配发防寒四大件：棉帽、棉大衣、“大头鞋”和床毡子，这就是至今仍在戈壁滩上广为流传的“防寒四大件”。
“我愿以身许国！”这是当时参加核试验的科学家们共同的心声。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初期，当时正值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更为严峻的是1960年苏方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一大批科学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骨干，他们怀着“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责任感，从全国各地来到草原戈壁滩上，隐姓埋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为祖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保密每人用代号
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展览馆里，有一个单独设立的小展台，陈列着一张“十四组保密守则”，这个守则于1984年6月7日签订，“十四组”即为221基地某分厂的第十四组车间。虽然保密守则签订的时间已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但这份守则却依然“严厉”。“守则”共有七条规定，其中有“严守秘密，做到万无一失。”“不准泄露车间的工作性质、生产能力、生产数量、生产进度。”“无关人员不准进入他人的生产工作场所。”
在这张“保密守则”的下方，还展出了几十种当时“原子城”基地职工及家属使用过的各种证件，如工作证、出入证、购物证等等，单出入证就有十多种，连家属出入基地也有专门的通行证。证件上除了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工作单位、职务及贴有持证本人照片外，每个证件都写有一个秘密代码，如“四”或“22”、“三”等。展馆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些“秘密代码”她至今还搞不清，她曾多次问过从基地退休的多名老同志，但老同志们由于早已养成“严守秘密”的习惯，他们至今都不愿意透露其中的“奥妙”。
“原子城”基地当时保密的严密程度，至今在“原子城”流传着这样几件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海晏县有一名年轻人参军来到了221基地工作，他随战友先是乘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后又转坐汽车，然后又步行，走了几天几夜最终才到达目的地。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从基地退役后，这名老兵惊奇地发现，原来他工作的地点离他家只几公里远。当年入伍时与战友乘火车、转汽车绕来绕去都是为了“掩人耳目”，均是出于保密考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对夫妻同在221基地工作三年，可互相没见过一次面，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上班。有一次，夫妻在一条路上相遇了，两人面面相觑，他们才知道原来夫妻同在一个分厂上班，而且车间相隔才几十米远。
“保密非常严格，即使同住在一个宿舍里，互相也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曾在“原子城”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说，在当时基地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穿一样衫，吃一样饭，知道你姓啥，却不知道你干啥！”
走进“原子城”地下禁地
通道防暴门 重达3吨
指挥室电话 直通北京
密林深处的神秘出口
在中国“原子城”有一个最近才刚刚解密开放的神秘禁地——中国“原子城”基地地下指挥中心。它曾经是中国“原子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通信支撑和保障为基础的地下掩体，距地表下9.3米处，全部用纯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工程隐蔽、坚固、保密性强，有极强的防御能力，可保证地面设施受到攻击时，仍能稳坐在掩体内坐镇指挥。地下指挥中心管理员秦林霞说，每日新报是第一家进入到地下指挥中心神秘区域进行采访的省外媒体。
在海北州邮政局大院内有一幢三层楼房，从外表上看这幢楼与普通的楼房并无二致，红专砌的墙，木框架的玻璃窗，与现在新建起来的楼房相比显得低矮，大院内树木成阴，已把这幢三层小楼遮掩了一大半。然而，谁会想到这样一个极普通的楼房下面，竟然隐藏着一个规模庞大的通信指挥枢纽——中国“原子城”地下指挥中心。
4月28日，这里正式解密对外开放后，在这幢楼的墙壁上多了一块铜匾，上面写有“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几个朱红大字。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里曾经是戒备森严、连地图坐标都不标出的神秘禁区。
地下指挥中心的入口处在这幢三层楼房内的一面墙壁里，大小只容一个人钻进去。通过这道门之后，有三段曲折的水泥台阶通往地下，沿着台阶走下去可以看到，通道里布满了各种通风管道、供暖设备以及密密麻麻的通信线路。
在经过第二段台阶时，讲解员秦林霞突然问起记者：“看看你的手机还有没有信号？”记者拿出手机来看，果然是信号全无。讲解员说，整个地下指挥中心在修建时就经过精心设计、合理布局，里面藏有很多秘密“机关”。在距地面1.6米处，建有一条长达30米的“防暴层”，既能屏蔽通讯信号，又具有一定的防弹防暴能力。“防暴层”之下建有一层厚度为80厘米的防水防潮层，保证通信设备在洞里不受损。
沿着台阶走了将近3分钟后，便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这里是通往地下指挥中心的最后一道关卡了，有三道大型钢制门横亘在前面，第一道钢门厚度将近一尺，重达三吨，这道门既能防暴也能防辐射。第一道钢制门之后，依次设有两道相对较小的铁门，两道门都有很强的密封性，能阻隔外面空气进入，这两道门均为防毒气门。
在第一道大型钢制门上至今仍留有一块铝制铭牌，铭牌上清晰写着：钢门为国营523厂制造，出厂日期为1966年3月。
经过这三道门之后，即可抵达指挥中心的“心脏”：由载波室、配线室、通风室、指挥室、发电机房、配电室、指挥室、人工交换室和电报室8个部分组成。载波室和配线室离“三道门”最近，载波室里有一台大型载波机，它是连接长途电话线路的设备，在有限的线路上实现多路通信，对方回话时，可将话音信号转变成载频信号，从技术上提高通信保密性和通信质量。
在地下指挥中心，还有一个专门保障室内空气循环流通的通风室，里面密布着通向室外的各种管道，这些管道都连在两台大型的抽送风设备上。通风室还设有进、出备用风口，可实现室外空气循环，也可进行室内空气循环，这些通风设备可对空气进行过滤、消毒、除尘。
在地下指挥中心的人工交换室和电报室里，记者发现里面所有的电话机均为手摇磁石电话机，并且都是产自天津。在每部手摇磁石电话机的底部都贴着一张已泛黄的纸标签，上面写着：1970生产，天津邮电器材二厂制造。
地下指挥中心管理员秦林霞分析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普遍使用手摇磁石电话机，“应该说，当时整个基地所使用的手摇磁石电话机均产自天津，因为当时只有天津能生产这种电话机。”
走出通风室即可来到被称为地下指挥中心“心脏”的密室，它就是指挥室。里面摆放着多部电话机和电报机，它以通信设备为支撑实现全局指挥。在这个“密室”里还有一间单独的房间，门牌写着“首长休息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干净、整洁而又朴素的小床，这是首长休息的地方。
实际上，指挥室是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部位，地下掩体的所有设施都是为其工作和服务的。在基地发生紧急情况时，保障首长能够稳坐泰山、坐镇指挥，这里的电话、电报能直接通到北京，下能连接221基地7个分厂重要部门以及护卫基地的安保部门。
在地下指挥中心的通道上，贴有两张颜色已发黄的手写体“保密制度”和“交接班制度”。其中，“保密制度”这样写着：“严格遵守通信纪律和保密制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泄露通信机密，不该知道的绝对不问，不该听的绝对不听；不准带无关人员进入；按规定进行监听，对偶尔听到的通信内容绝不告诉第二人；对电话通信记录清单，电报稿纸严格保管，严格保密……”一名游客在仔细阅读了这两张“黄纸”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当时，这里的保密措施，可以说是严到了极点！”
在“原子城”地下指挥中心的最底层有一个小房间，门牌上写着“发电机房”几个大字，房间里面装有一台12KW汽油发动机，其实发电机房的作用就是在外部电源断电时启动供给指挥中心的一切用电。这个房间因为位于地下指挥中心最底部，它是这个景点的最后一个景观了。
在这个房间的左下角有一个仅够一个人出入的四方形小洞，洞口写有“秘密通道，游客止步”的字样。每次游客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充满着好奇，常常会探头去张望，不过里面除了漆黑一片，什么也不可能看见。
“秘密通道”到底会通向哪儿呢？陪同记者采访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工作人员才郎本欲探个究竟，在征得地下指挥中心管理人员的同意之后，才郎本手持手电筒猫腰顺着“秘密通道”钻了进去……
将近一刻钟之后，才郎本又带着一身灰返回到大伙面前。据他说，顺着“秘密通道”走大约两分钟后，有一道大铁门，通过大铁门之后便有一架垂直向上的钢筋梯子，顺着梯子他奋力往上爬，“秘密通道”的出口竟然是在一密林里！
首批进基地的天津人
由于基地里严格的保密制度，使得67岁的张文彬于2004年才在中国“原子城”拍下第一张照片。
张文彬今年70岁，26岁时就被派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他是天津首批进入基地工作的技术人员之一。基地退役后，他又参加了基地退役人员的安置工作，是华北地区退役人员安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从1963年起张文彬在基地工作了35年，见证中国“原子城”基地的兴建、发展，直到最后完成使命光荣退役的整个变迁过程。他说：“能到中国第一个核基地去工作，这是我一生的光荣！虽然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大草原，但自己无怨无悔。”
张文彬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到中国“原子城”基地工作的“天津人”有400多人，当中除了少部分人从事科研工作外，主要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当中有从事文教事业的老师、在食堂里做饭的厨师、在百货商店卖东西的售货员，也有在理发店、浴池里工作的人员，他同样在草原深处默默工作、奉献出青春年华，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自荐”来到西北草原
5月17日，在天津南开区的一个小区里，记者找到了张文彬先生。虽然已年过七旬，昔日的黑发已变成了白发，但在谈起自己到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的经历时，这位老人侃侃而谈，异常兴奋。
1963年张文彬已在天津玻璃仪器厂工作了近十年，他不仅是厂里的业务骨干，而且还是灯工车间的党支部书记，管理着车间里的200多名工人。无论业务素质还是政治条件，他都是厂里的“佼佼者”。
1963年5月初厂里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要求挑选两名思想政治过硬的业务骨干，准备调到大西北工作。获得通知后，党支部书记张文彬和团支部书记刘宝光开始做动员工作。当时只说是到大西北工作，但具体到哪儿？做什么工作？大家都不知道，做了两天动员工作，基本没有人报名。
“还去动员别人干什么？咱们政治条件、业务素质都够格，干脆咱们自己去得了！”张文彬与刘保光商量着。于是，第二天他们写了一份“自荐书”交到厂领导那儿，然而，这份自荐书确实让厂领导很为难，两人都是厂里响当当的业务骨干，两人都同时去，厂里的业务工作怎么办？不过，这份自荐书立即在厂里工人中引起轰动，“他俩都愿意去大西北工作，为建设边疆做贡献！”
五天之后，两人就从天津出发了。厂里还专门组织人员到天津西站欢送，厂领导还专门派人把他们送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有人专门给他们送来火车票，此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要去的“大西北”就是青海。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他们终于抵达西宁。
“保密守则”倒背如流
“到达西宁以后，第一次体验到高原反应，头昏沉沉的，东西也不想吃，经常流鼻血，早晨起来说不出话。下车后浑身无力，我们一步一挪走到西宁的湟水河里去喝水，过了很长时间才去西宁大厦报到。”
第二天一早，张文彬和刘宝光又与另外从其他地方赶来的10个人，一起坐上一辆卡车继续向高原深处的“工作单位”进发，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金银滩草原。然而，他们期盼已久的“工作单位”除了有两幢低矮的平房外，到处都是茫茫草原，夜里风力达到六七级，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住在帐篷和干打垒(土坯砌成的半掩体小屋)里面。
此后，张文彬和刘保光被分配到基地二分厂工作，参加了二分厂的从筹建到建成，在这里，他们也见证了核弹完成组装的过程。221基地的二分厂原是组装原子弹的地方，是核武器的总装车间，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最重要的两个部门之一，张文彬和刘保光这两位从天津来的技术人员，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该问的绝不问，不该知道的绝不能知道……”如今，已经满头银发的张文彬老人对当年的“保密守则”依然能倒背如流。他说，当年对保密工作非常严格，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专门的证件，每个车间门口都有门卫把守，出示证件后只能进到自己的岗位工作，绝不允许到别人的岗位去“串门”。他在221基地工作了三十五年，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拍过，因为在基地退役之前，是绝不允许个人在那儿拍照的。
从1963年开始，张文彬在二分厂工作了20年，参加过厂房建造，精密仪器的研制加工，并见证了多枚原子弹在这里诞生，他说，这20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奉献青春无怨无悔
1983年张文彬被调到221基地的西宁办事处工作，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几年之后，国家做出了决定撤销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战略决策后，从1991年开始张文彬又参加了退役人员的安置工作，成为华北地区退役人员安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据张文彬介绍，从天津先后到221基地工作的人员有400多人，当中除了少部分人从事科研工作外，主要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当中有从事文教业的老师、在食堂里做饭的厨师、在百货商店卖东西的售货员，也有在理发店里理发的理发师，浴池里工作的人员，他们同样在草原深处默默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基地退役后，有100多人又回到了天津，而大部分人或是回到原籍，或是投靠到子女身边，他们并没有回到天津来生活。
“我们离开家人到221基地工作几十年，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在那个年代，几乎全国人民都在做这项工作。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大草原、奉献给自己的国家，我们无怨无悔，我们感到很光荣！”
1998年从基地退休后，张文彬回到天津过着平静的生活。2004年再次回到基地参观的他，把自己当年获得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十周年镀金纪念章”捐赠给“原子城”博物馆收藏。
在中国“原子城”遗址上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它是1992年基地职工在撤离之前留下的最后一个特殊建筑。
一位曾在基地工作过的老同志这样回忆说：“得知撤厂的消息，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几乎每一个职工都是含着热泪，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基地的。很多人建议修建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1992年初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于是，在中国‘原子城’基地遗址上建立了纪念碑，以缅怀那段难忘的历史和记忆。”
纪念碑上的“牧工”
进入“原子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耸的纪念碑，碑的正面写着“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背面是600字的碑文。碑高16.15米，象征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刻。碑顶镶嵌着与第一颗原子弹形状大小相同的不锈钢圆球，象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碑的左右两侧分别是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时的蘑菇云浮雕，东西两面各有18块花岗石组成浮雕，象征地处金银滩草原的18个工作单位。顶端下部四周设计有抵御性的盾牌和展翅欲飞的和平鸽。而正面“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碑名，是当时已80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所题写的。
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文上记述着这样一段文字：“30多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牧工、家属和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指战员，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专委的统帅与指挥下，在全国和青海各族人民的大力协同下，在这块117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区内，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拼搏，勇攀高峰，攻克了原子弹、氢弹的尖端科学技术难关。”
今年54岁的老牧工石发友对碑文上的“牧工”二字感到十分自豪，他说：“我们牧工也是为基地建设做过贡献的，我感到很自豪。”每到周末，石发友常常带着孙子孙女到纪念碑前瞻仰，给他们讲当年草原戈壁滩上发生的动人故事。
1953年石发友出生在金银滩草原上，父母都是金银滩草原上的牧民。1958年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定在金银滩之后，世世代代生活在金银滩草原上的1715户牧民也随之迁出，从此，金银滩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禁区，山坡上岗哨密布，戒备森严。
年仅5岁的石发友对当时金银滩草原上发生的事情仍然记忆深刻。“一天中午草原上来了十多辆卡车，小孩从没见过汽车，当时我们非常好奇就跑去看汽车了。他们来得急，只要求带上铺盖就去。我迷迷糊糊就上了汽车，每辆卡车拉五户人家。第二天太阳刚出来就出发，走了一整天，天快黑时才到刚察县的三角城种羊场。”
这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同多数牧民一样，金银滩草原上发生的事石发友一概不知了。经过几年建设，221基地已初具规模，面积达到1170平方公里。为了给基地起掩护作用，当时在金银滩草原又办起了“同宝国营牧场”。1962年12月石发友一家随51户牧民又搬迁到同宝牧场，成为221基地牧场的工人。
石发友说，当时整个221基地戒备森严，每个山头都有岗哨，但在这里警戒的士兵对牧民却是很友好。
1971年石发友参加工作，正式成为基地牧场的一名牧工，并持有基地配发的“工作证”，有基地保安部门签发的“出入证”。随着基地厂名的更改，他的工作证、出入证也多次被更改。不过，无论怎么改，他只能在基地的外围放牧，对基地内部却始终充满着神秘感。
从1962年到1995年的33年时间，石发友就进去过两个分厂。1978年已是221基地内部报纸《草原工人报》通讯员的石发友，进过基地四分厂参加了两天通讯员培训，此时他才知道四分厂原来是个发电厂。上世纪80年代，已是牧场党委副书记的石发友在考察预备党员时到过一分厂去了解情况，那时他才知道一分厂是个无线电生产厂。1995年221基地正式宣布退役后，这位在基地放了三十多年羊的老牧工才知道，这个神秘的禁区原来就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老基地人的精神家园
在美丽的金银滩草原上，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当年“西部歌王”王洛宾随同一个电影摄制组来到金银滩草原上，他遇见了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在拍摄中他手里的鞭子不经意打到了卓玛的坐骑，引得姑娘回头一眸，就这么轻轻一抽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后来王洛宾写下了那首至今传唱的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如今，无论是可歌可泣的“两弹精神”，还是广为传唱的名曲都已成为金银滩草原重要的旅游“名片”，每年吸引着大批游客来这里观光旅游。这些旅游客中，有一大批是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同志、老基地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里当成缅怀过去的精神家园。
海北旅游局工作人员刘林告诉记者，每年他都要接待十多批次前来参观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抵达基地后首先要参观昔日工作过的车间厂房。部分老同志十分激动，他们经常坐在草地上伸展双臂高呼：“美丽的大草原，我又回来啦！”这些老同志来到纪念碑前瞻仰时，有的面对纪念碑唱起国歌，有的则向纪念碑敬礼，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流泪了……
